1余华小说中关于父亲的形象.doc

邹艳琴将其分为“消解的父亲意象和重建的父亲意象。“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构成了解构和颠覆。”[1]如果说这句话成立的话,那无疑言中了余华早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要害。余华的中短篇小说正是这样直指人的非理性、非逻辑、无秩序,将一个价值多元时代的迷茫、无望、困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读者一同体认转型期的文化百态及道德疲软。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对父亲形象的描写无疑是比较矛盾的。早期他是站在儿子的立场来审视父亲的,随后又陷入了弑父、失父的无助和焦灼中,最后又重新确立了新父亲的形象,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他小说中的弑父意识逐渐削弱,新父亲成为儿子们的精神归宿,这暗示着余华作为先锋派经历了从颠覆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在评论界,似乎荒诞、暴虐、死亡以及苦难与生存等抽象主题就构成了余华小说世界的全部。虽然余华采取的是先锋式的写作策略,他的文本也并不以塑造典型人物见长,但他却似乎偏执的不断描写一类人物的形象,那就是“父亲”的形象。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到《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再到《现实一种》、《黄昏里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最后到《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父亲的形象不断被书写,并经历着从审父、弑父到敬父的微妙改变,显示余华从颠覆走向了回归。余华作为先锋派较有代表性的一位,率先以对“父亲”形象的审视/审判,实践着这一使命。他笔下的父亲形象不再只是落后观念的象征物,而是作为控制子辈生活的实体存在,他们在狭窄空间的催逼下呈现出完全丑恶龌龊的、令人生厌的现实生活细节,剥开“封建性”和“自私”的外壳,暴露在子辈面前的是他们人格上的可怕缺陷:极权制后的“父亲”已然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他们是阴谋家,也是嗜血的暴力狂,因为自身的失败而用卑劣、阴险并且暴力的方式戕害着子辈的命运。早期余华作品中就有一种“反俄狄浦斯”性,即“父杀子”情节的反复叙写,大都设置为“父亲(父辈)——儿子(子辈)”的两极对立关系,在这两极关系中,父亲(父辈)占据着强势地位与绝对权威,儿子(子辈)或被疏离冷落,或遭受父亲(父辈)的肆意虐待或暴力戕害。父亲(父辈)不再是带有神圣光环、不容亵渎的形象,相反这些作品中的父辈是龌龊的、虚伪的、阴险的。《世事如烟》中出现了3个父亲形象,分别是“6”、“7”和“算命先生”。丧失父性的6在妻子死后,竟将六个女儿先后以每个三千元的价钱卖到天南海北,致使女儿们陷入了恐慌的噩梦。更让人发指的是,他甚至在小女儿4自杀之后,还将其灵魂卖了个好价钱;父辈7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竟然无情地将自己的儿子推入火坑,任人宰割,用作延寿之物;而头发散放着绿色荧荧之光、坐在永远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的算命先生更是处于绝对的操控地位,支配着一群没有姓名的人物。那个“90岁的算命先生,正是这个所谓的父亲和他所播散的腐臭的欲望成为一系列死亡的原因:他‘一共有五那个“90岁的算命先生,正是这个所谓的父亲和他所播散的腐臭的欲望成为一系列死亡的原因:他‘一共有五个子女,前四个在二十年前相继死去,他将四个子女克去了阴间,因此那四个子女没有福分享受的年岁,都将增到算命先生的寿上。因此,尽管年近九十,可算命先生这二十年来从未体察到身体里有苍老的痕迹。’在他的第五个儿子死去之后,他认养了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