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归希腊、儒家的归孔子,或许是古典学最好的归宿.doc

古典的归希腊、儒家的归孔子,或许是古典学最好的归宿有趣的西方哲学史        打开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浏览一下目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部通常分为三部分的哲学史中,会有一个非常厚重的上篇,一般由庞大的古希腊哲人“方阵”组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著名哲学家们可以在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中按图索骥。中篇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被称作“中世纪哲学”的阶段,然而其中叫得上名字的哲学家们除了奥古斯丁、卢克莱修和阿奎那以外,竟不足一掌,让人怀疑这十个世纪真如白马过隙。最后的下篇,则有培根、休谟、笛卡尔、莱布尼兹等近世哲学家们坐镇,几乎是西方现代思想家“先贤祠”中的全部偶像(当然,这容量巨大的第三部分还要分出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当代哲学家的位置)。拉斐尔《雅典学院》        “两头重中间轻”足以概括西方哲学史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和另一门有趣的学科密不可分。这门以探究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为宗旨的学科就是古典学。古典学大约发轫于“文艺复兴”时代,与西方哲学史第三部分的上限几乎吻合。        随着欧洲与小亚细亚、西亚之间,环地中海贸易、文化交流的再度勃兴,站在“中世纪”末尾的经院哲学家和西方知识界,发现了那个失落了十多个世纪的古典世界。先是古代文献的翻译、诠释,接着是古代遗迹的发掘,使近代欧洲人“重新”发现了那个由荷马、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以及亚历山大和凯撒等等组成的上古欧洲。        换句话说,这段相当于中录和建立,并不是如流传有序的中国古史一般,历经两千年而传续不绝,实际上是最近几个世纪重建的产物。可是,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孔子讲学没有“捷径”的古典学        正如“西方哲学史”的框架所示,虽然现代世界体系在“物质”层面的开端,要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在世界生产结构中从边缘到中心位置的变化算起,但现代世界的“精神”源头,却被认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复兴。因此,在自我认知的角度上,西方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后开始的“启蒙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从当时新兴的“古典学”追求养分。比如,现代医学从古希腊“医学之父”那里,借用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医护人员的入职宣誓。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命名了同名的现代学科。法国大革命之后“三兴三废”终于流传后世的“共和国”之名,也来自古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论共和》。        尽管“争先恐后”,西欧各国对待古典学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英国的殖民事业遍及近东,法国控制北非,碑铭、古物充实两国博物馆的同时,身临遗址、亲历古迹的经验使古典学在英、法促成了考古学、艺术史的萌芽,让它们在对待古典世界的方式上更多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也令埃及归来的拿破仑有足够的自信,以自己的名字冠名第一部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相比英法的理性主义传统,古典学和非理性主义在近代德国一同诞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按照休·劳埃德-琼斯在《<古典学的历史>序言》中的说法,德国成为古典学诞生地的原因在于,从歌德开始对古典知识的新狂热。而这些狂热却因为缺少海外殖民地,无法获得对古典世界的真实体验(且社会、经济上落后于英、美),造成了古典文本研究在德国的畸形发展。这种感知上的偏差和文化上的不自信,令古典学在德国被赋予了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