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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儒家到儒教的论文摘要:为抵消佛道二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朱熹以《仪礼》为本经,以《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对传统儒家礼学进行重建,改变了传统礼学自上而下的路径,使之由政治转向生活。自下而上的礼学重建注重日常生活的践履,强调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构筑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在实践中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使儒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关键。关键词:儒家;儒教;朱熹;礼学重建;践履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起了一套“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理论体系,把儒家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因如此,后世学人对朱熹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的理学思想上,而忽视了朱熹对传统礼学的重建。实质上,朱熹既注重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他对传统儒家的改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同时进行的。朱熹理学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绝对的政治信念、终极关切的心灵体验,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理论环节。其对传统礼学的重建,使礼学由复杂烦琐的庙堂之学变成了平民与土大夫皆可推行尊从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让儒家的社会教化、行为规范等功能更加完备,使儒家具备了与释道二教相似的实践功能,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实践环节。从儒家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构筑和礼学的重建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严格的行为规范、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标志着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完成。一、朱熹重建礼学的原因首先,礼崩乐坏的现实动因。在朱熹生活时期,国家礼制阙失、民间不守礼的乱象以及金国礼制振兴所形成的外在张力,都成为朱熹礼学思想的外在刺激因素。[1]朱熹指出,古代礼学均有所传授,朝廷至民间,典礼清楚分明,而到了宋时,礼学没落,传承断绝,“直是无人”: 古礼学者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帮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者,则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世俗乡党,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犹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如前者某人丁继母忧,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更无一人知道合当是如何。大家打哄一场,后来只说莫若从厚。恰似无奈何本不当如此,姑徇人情,从厚为之。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者,然而也是无此人。[2]卷八十四朱熹明确指出:“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失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3]卷十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不知礼、不守礼就更加严重。王安石曾如此形容当时的纲纪混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4]李觏说:“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商者有之矣,幼陵长者有之矣。祖以世断,远则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则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5]把这种混乱无礼的现状归因于宗族、家族观念的淡薄。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朱熹感叹:“圣人事事从手头更历过来,所以都晓得。而今人事事都不理会。最急者是礼乐。乐固不识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礼,也都不曾讲得。”[2]卷三十六“礼乐废坏二千余年……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远近在几时。”[2]卷八十四朱熹以极大的使命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尽数拆洗一番、重建礼学的工作。其次,对礼的重要性认识是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