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doc

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论文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擎。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史观与方法上绝异,但都以文化史为主题。葛志毅认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乃是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广义文化史概念。石川祯浩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文着眼点并不在史学,但注意到梁启超所受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鲍绍霖、王晴佳在论述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渊源时,也述及梁启超与欧日文明史学的联系。鲍绍霖还明确指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动邹国义对梁启超新史学所援用的文献作了翔实考据,认为主要是源自日本的学原论文明史著作。总体看来,这些论著多侧重于史源的考察,而从本体上对梁启超文化史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梁启超如何理解和构建文化史缺乏专门性讨论。笔者以为,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铸斤史学握U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浓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文明史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它的内涵不断变更,时至今日,仍在演变。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完成《中国史叙论》《惭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民族外竞史》筹系列历史著作,奠定“史界革命”巨子的地位。梁启超的这些新史学著作主要源自日本明治以来文明史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专论。笔者在此主要是从义理、史观上探察梁启超文明史著的旨趣及其对于文化史的意义。梁启超的文明史学与他的文明论同气连枝。作为引领潮流的思想家,1899年后,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陡转深沉。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表《沦中国人种之将来》、《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名《之明之精神》,《可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卜不中德性相反相成义》,《斤民说》,《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E池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上百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极广,就其核心而言,多是围绕“文明”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自由书》文明开化程度,分人类社会为‘`fir蛮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集中在“第二期的著述时代”,也就是从1918年至他去世的这段时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曾明确区分史学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类:“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心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又提出“文化专史’,的概念。那么,在梁启超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史属于普遍史还是专门史?先看文化史与普遍史的关系。“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按照梁启超的规划,《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构想中的《中国文化史次内首卷,此书初版时,题名副署“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从梁启超所列《中学国史教本目录》,《拟中国通史目录》、源拟中国文化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