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短短两年多时间成就文坛一生辉煌的张爱玲,以她天才的书写在沦陷的十里洋场的废墟上盛开了一朵奇异的蔷薇。在《金锁记》里,她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精雕细刻了一个多余、复杂的人物——曹七巧,这一形象颠覆了对“母亲”的经典阐释,解构了女性仁爱的言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1]也许受幼年时期母爱缺失的影响,这尖刻的言辞之下是张爱玲对女性神话的消解。在中外文学史上,父慈母爱、手足情深历来是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是高扬“孝悌”大旗,吟咏人伦亲情。然而,经年建构的华屋美厦却在张爱玲“苍凉的手势”[2]中轰然倒塌。作者以悲悯的情怀阐释了特殊场域中母爱缺席、亲情沦丧的残忍,以曹七巧的可怜、可悲、可恨、可叹留给后学一个难解之谜,表现出作者对人性的失意,对女性的失望。“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丢了半条命。”作者对七巧变态母爱的铺陈,表面看来是指斥,黄金牺牲品的曹七巧竟然把更深重的枷锁架设在一对儿女的脖颈上,使他们生命的青草地荆棘丛生、温情尽失,是何等可恶?而圣洁的亲子关系被还原成普通的人际关系,披着的是道义慈爱的华服,里面却缀满自私、阴骘、虚伪、冷酷的虱子,又何其可悲!所以,过往的众多评论者均从性恶的角度阐释七巧,认为她“做了情欲的俘虏”[3],“心狱的女奴”,被看作是“戴着枷锁舞蹈的女人”[4],是“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5],是“人性的毁灭”[6],是“天使的坠落”[7]等等。《金锁记》也因此被视为一个人性原罪的故事,一个金钱报复的故事,一个禁锢情欲的故事,一个疯狂物欲的故事,一个害人害已的故事!但笔者认为,通过文本细读可以看出,张氏在刻画七巧时是怀着深沉的悲悯和同情的。她以纤细、敏感的笔触揭示了在男权话语霸权时代女性被边缘化、被妖魔化的假象,昭示出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公命运,是一曲旧时女性的挽歌!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曹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怪胎,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礼法束缚的封建社会,她出身平凡,幼失父母,哥嫂势利,不得不消隐灵魂、贱卖青春,也由此造成她爱不能得,恨难以舒,在极度压抑中不断磨蚀、异化自己的人性。不管是在娘家孤苦无依、操劳任怨的少女生活,还是在婆家饱受的冷语白眼、欺凌损害,她都不可能有宣泄的对象和场所。尽管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的粗俗取媚、蛮横无理,甚至她的悲苦无助、孤独苍凉,但我们分明感到她只是一个多余人,一个游曳在深宅高院的身体无依靠,精神无皈依的模糊影子!没有自己的地位,没有做人的尊严,最多只是作交易的筹码,被嘲弄的对象。丈夫早逝后,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她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对不是她想要的儿女了。在他们身上她的希望与绝望交织,痛苦与欢乐并存,怜爱与毁灭相生。她给了他们最自私最残酷的爱、也带去最没有生趣没有未来的生活。一方面,她象一只可怜的母鸡用无力的翅膀庇护着幼稚,害怕他们受到外界的任何一点伤害;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忍受任何人夺走他们,即便因为幸福。他们只是她苦难生活的见证,是她无望未来的慰藉,是她身份能被认同、情感可以寄托、仇怨得以消解的指向。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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