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余秋雨.docx

,于今天中午去世。在上海同济医院的二号抢救病房,我用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大了嘴。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整个儿取消了说话的权利。医生说,托着,时间长一点,就会慢慢闭合。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爸爸。闭合吧。闭合并不容易,一松手又张开了。爸爸是有脾气的,但在我面前从不固执,只不过现在他已经看不见了,不知道托他下巴的是我的手。他无法通过触觉感知我。触觉。突然想起,我几乎从来没有与爸爸有肌肤上的接触。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和祖母在乡下,他在上海工作,偶尔回乡一次,几乎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祖母和母亲担心他抱不好。等我长大,与各种朋友见面时会握手,但与爸爸相见却不会。我叫他一声,笑笑,他应一声,也笑笑。后来他行动不便了,走路时我会搀扶他,挽着他的胳膊,却也不会碰到他的手。他这次走得干脆,没有留下让我们给他洗澡、洗脸的机会。那么,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的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爸爸的嘴渐渐闭合了。到今天我才那么仔细地看清,他牙齿洁白,没有一颗缺损。八十多岁能这样,让人惊讶,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毕生不抽烟,不喝茶,由于长年的糖尿病又不吃甜食不喝酒。那就更应该闭合了,爸爸,闭住你一口的洁白和干净。2大家都在默默流泪。连妈妈也只是捂着嘴在病床边吞声哭泣,肩膀抽搐着。她知道这是医院,隔壁还有病人在抢救,这儿的哭声会影响那些病人。对于亲人的离去,余家并不陌生。本来祖父祖母生了十个孩子,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薪俸优厚,养得起。但那年月的防病治病水平实在太低,先病死了三个,后来祖父自己也去世了,留下七个孩子给祖母。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在完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要养活七个孩子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祖母送掉几个。祖母断然拒绝,说了一句正巧与一部当代电影的片名一样的话“一个也不能少。”祖母懂得,那么多孩子,在培养上只能抓重点,大伯伯死后她看中了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她安排所有的孩子辍学做童工,大家合力让叔叔继续读书,至少读到高中毕业。然而,还是丧事不断。她想攥住每一个孩子,却不得不一个个放手,攥住和放手间的母亲的心,无法度量。直到晚年,她呼叫我们众孙子的名字时常常失口,叫了一个她的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看我们发傻,她立即更改,更改出来的又是另一个死去了的孩子的小名,一换好几个,一群她没能攥住的骨肉,我们无缘谋面的长辈。最后她才叫对我们的名字,叫得很轻,说声“你看我”,便两眼发直,很久很久。3那样一个饥寒交迫、丧事频频的家庭,我妈妈居然嫁过来了,这不能不佩服我的外公朱承海先生。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这可能是悼念期内的夸张之言,却也不至于惹人笑话。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染料市场上发了财。到外公一代,几房儿子分了家,各自都分到一些企业,但外公完全不会经商,“泰斗”之气全无,只知书画棋酒。那天在上海,外公与一位叫余鸿文的老朋友一起喝酒,随口提起了我爸爸。余鸿文先生叹道,余家如果不是突然变得如此多灾多难,这个忠厚的后生实在可以成为嫁女的最佳候选。当时外公随手拿起那杯半温的黄酒,说了一句:“这个后生,可以成婚。”订婚在上海。订婚时男方托媒人提出,目前对余家来说,安家在上海有点昂贵。能否先让新媳妇陪着婆婆到乡下住,由新郎一人在上海谋生,以后再作道理?外公说:“那么干脆,婚礼也可以在乡下办。”媒人问:“到余家已经够苦,再到乡下,小姐受得了吗?”外公说:“她没吃过苦,但吃得起。”媒人把这番对话传给我爸爸听,爸爸傻立半晌,心想不管怎么样我迟早总要把这个家带回上海。订婚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地点在上海,这天是星期一。结婚在两年之后,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地点在余姚乡下,这天是星期二。悠悠鼓乐从朱家响起。妈妈华丽的花轿抬出了高大精致的花岗石墙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宽阔门场,越过一条“穿堂”,便到了河边。船码头上有嫁妆在小心搬载,花轿不上船,只沿着河边一道道缠满藤蔓的竹篱,走上了田边小路。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一个叫高地地的小村,那正是余家的所在。全程不足半华里,但这半华里,山高水长。余家处处张灯结彩,然而谁都看出来了,这是出于艰辛的布置。不像朱家,越不事涂饰,就越显富贵。一个大家闺秀如此下嫁,惊动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更吓傻了妈妈的同学,他们打赌、辩论,还派出代表到余家附近偷看。妈妈发现后大声邀请,他们却逃走了。过了一年多之后再来看,看到了妈妈怀里的我。我出生那天正下雨,祖母说,等天晴了到庙里请和尚取一个名字,现在先乱叫一个小名吧,秋天,下雨,顺口叫。天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