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使用法》-董虎岭.pdf

现实考古院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科试验班年级:98本科姓名:肖铁汪洋论文摘要:本文拟通过对八十年代摇滚乐和九十年代电视对话栏目的考察,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交流问题。希望从纷繁芜杂的大众文化表象之后,寻找藏在现实的字里行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交流的真实。“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诗人海子在自杀前不久,凌晨三四点钟时,构想着十个海子的复活。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同样出现在诗人海子对待“麦地”时的态度上,在《答复》中,“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而在《五月的麦地》中,如同构想自己的复活一样的浪漫主义像五月的风吹着风箱:“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海子自己预想演练的死亡中,麦地又出现了。“我所能看见的少女水中的少女/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死亡之诗二》)。麦地成为了诗作中“我”理所应当无须说明的死亡之所。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假设,麦地是诗人海子想象生活中的物质背景,站在麦地上的诗人,仰望着太阳,大喊着“灵魂,不要躲开”(诗剧《太阳》)。但是可以“以梦为马”的海子在梦醒后的现实中,对待自己的生命却如同对待麦地一样,显示出了战栗与留恋间的迷茫。那麦地中孤独的诗人的影子像个幽灵一样注视着聚在一起的“四面八方的兄弟”,渴望着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甚至暗想着那在麦地中阳光下的就是十个自己。诗人在自杀前的最后的诗作中才把话说明,十个海子还在问着“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假如我们相信海子的诗可以像他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一样是“一旦出现便永在的东西”,那么海子个人的死和他的私生活对于我们对他的这些诗句的解读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它们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隐喻笼罩在八十年代过去后的九十年代之上。在得知自己会在春天复活后,诗人于1989年3月的一天自杀了,留下了麦地中悲伤的海子和春天里的十个自己,像“镜象”般面面相觑,暗示了孤独中“对话”的唯一可能:自我复制!——从广场到演播室广场和演播室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一切精致的掩饰和委婉的言辞仿佛都会在进入广场的瞬间传上人群的躁动而立时真诚而无所畏惧地偏离事先的逻辑;而所有凌乱的思绪和微妙的个体差异又都会在主持人迷人的微笑中,驯顺地整和在策划的主题中。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一个明显而又有趣的文化现象便是几乎所有公开场合的交流都成为了演播室里的talkshow;而自“五·四”以来,人们在北京的广场上寻求“交流”的艰辛努力一时间似乎又都仅仅成为了历史书中可以演说或者有所禁忌的过去存在着。在那个“对话”的要求和着崔健的歌声高频率地激荡在北京广场上空的夏天过去之后,诗人欧阳江河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写道:傍晚,我穿过广场在死亡的氛围(傍晚)里,公共的政治生活(广场)在私人立场(我)中被毫无留恋地放逐(穿过)了。①这种放逐不仅仅意味着九十年代个体对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疏离,它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异质性对话的终结——广场不再上演权威和异端之间对抗、妥协与寻求“他者”理解的努力。对于这种追求交流的努力,海子曾经满怀希望地恐惧过。而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系列发生在演播室中的对话,却似乎竭力通过兜售一种温文尔雅的交流方式来让社会忘却选择不久之前还令人兴奋不已的“广场”式言说的可能。然而就在这温文尔雅构筑的“一团和气”的景象里,却常常闪烁着广场上威胁、恐吓的影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东方时空》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果我们对中国“老百姓”在社会话语圈里低下的地位怀有一丝起码的愤怒,那么在为诸多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关怀”之外,这句台词或许听来就更像是一种“莫谈国事”式的威胁与劝诱。“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然意味着这个节目主要的叙事对象是那些普通人,普通事;当然“普通”就意味着这些人和事也是永远和严肃的“国事”扯不上任何干系的。于是在我们的电台充分“尊重”了老百姓言说的权力之后,这看起来更像是“恩赐”的“人文关怀”又顺理成章地把老百姓放到了“国事”之外,放到了他们本来应该待着的地方。并且,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话语圈几乎从来就没有给予老百姓言说的空间,所以当王刚借着二锅头的酒力娓娓说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这句广告词更是潜在地向公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中国的老百姓没有理由不沉醉在这些普通的故事里。广告的诱惑力越强,它的诱惑也更容易成为一种强制——究竟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时段里,老百姓选择的电视节目只有一个。于是,如果当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投入到“自己的故事”中去时,我们的媒体是否正在以劝诱或者以另外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剥夺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