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的美感08文学院汉语言文学(1)班许添妃08105011049选题的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尘埃扬起又落下,一切归于平静。转眼来到了繁华昌盛的盛唐,盛唐是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以王维、孟浩然、李白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和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体现了盛唐气象的特点。一个事物的勃兴必然有其原因,正如边塞诗。自唐朝开国以来,边塞的战争从未间断。边外少数民族政权入侵,唐方进行反侵略的自卫战争,后来在天宝年间,也发生了当地驻军或朝廷派遣的军队发动的扩边战争。所以,对外战争的时期,长期以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盛唐国力强盛,多是打胜仗。这使人们对赴边从军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鼓舞着人心。许多知识分子向往边陲立功,并以立军功为荣。科举考试中,有“军谋宏远堪任将率”科,这对人们练好武艺,以及亲自赴边考察,谋划攻守计策,获取功名,都有很大鼓舞,而这样一种应举、从军的理想与生活经历,为写作边塞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诗来源于生活,有丰富经历的人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意境宽阔的诗,阅历贫乏的人写作的诗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盛唐边塞诗是当时文人情感的抒发、生活的反映,它的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边塞诗引人入胜之处,正如林庚先生所言:“主要是一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的视野、边防的信心。”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盛唐边塞诗中体现了各种不同的美感,有豪壮之美,有凄凉之美,有人文之美,有风光之美,真是包罗万象,给人以美的享受。选题的研究现状:建国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理论批评逐步活跃起来,研究者们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重新关照、审视包括边塞诗在内的文学遗产,至今,文学遗产中的盛唐边塞诗研究经历了曲折而又成果辉煌的五十年。在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诗人评价主要集中在高岑身上,五十年代前期论者多能恰当肯定高岑诗作,后期因受现实政治影响出现盲目否定岑诗的倾向。诗人对战争态度的争议由于受当时国际局势及国内备线思想的影响,从服务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此时许多文章盲目批判反战诗,策应了政治气候而脱离了古代文学实际,但本期仍有一篇立论公允,论述深刻的文章即赵镇平、赵慎修的《论高适与岑参的边塞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该文肯定了唐代边战、并对高岑边塞诗中抵御外侮、杀敌报国的内容作了恰当评价,对高岑谀颂征南诏和取石堡这类诗歌给予否定。在八十年代始末,从吴学恒、王绥青《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八十年代第三期)为起点。此文发表后犹如导火索,引发了一阵关于“罪恶”战争的论争。秦绍培的《也谈唐代边塞诗派的评价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八四年第三期)认为唐朝开天边战是类似于秦统一六国的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必然,而唐诗真正奏响了“唐音”的是来自唐诗“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对于边塞诗派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否定了它,实质上也就否定了唐代对我们祖国的统一,否定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类似的这种讨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与诗歌研究终隔一层。胡大浚认为“边塞诗不等于爱国诗,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间是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对于民族问题郑文等学者指出,边塞诗的内容绝非“民族战争”所能隐括,边塞诗不能仅仅视为民族矛盾的产物。定义边塞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泛泛言说的边塞诗才有了为人瞩目的定义。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的讨论自八十年代以来逐步深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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