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赏析本文叙述者意欲向读者叙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奇异的人情风俗及其人群的生活方式。首先,故事的行为“空间”——“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庵赵庄”这一符码,指称着两重涵义:庄上大都姓赵,庄上有一个庵。庄以族为名,是中国传统社会注重血缘聚居的一种反映;庄以庵名,则可见这座小小的菩提庵对庄上人家的重要性。“出和尚”便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和尚象征着佛教,象征着信仰。“出家”当和尚意味着接受某些特定的“禁止”、契约规束。正是这些“禁止”、契约规定了和尚是不同于常人的、是“非常人”。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和尚正是“不同的人”,是异己的“他者”。但本文向读者叙述的、明子家乡的和尚则几无“他者化”的特征,和尚的生活几与常人无别。一个人出家当和尚,接受的“禁止”规约还没有获得的“自由”多。当和尚可以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都管饭;一是可以攒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有许多人出家当和尚好像正是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几无信仰方面的需求。明子正是这样的。而要当上和尚却不容易,必须得是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还要聪明记性好。在这一处地方,和尚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处,只是和尚必须烧戒,需要做法事,而做法事却是要收钱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似乎也就止于放焰口。宗教与信仰已经充分地融进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道德伦理资源构成的文化整合体中去。换句话说,佛教已被本土化、具体化为“当地”的宗教。信仰变成了当地人独特的信仰,和尚也是当地人特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小说本文表述的深厚内涵正是这种外来的宗教资源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时、对抗以后的一种结果:宗教被接受,但是被消解式地接受,即被“本土化”,被本土文化所扭曲变形、整合吸收。印度的佛教被本土化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又分南、北二宗。北宗恪守教义,谨行教规,主张通过苦行修炼彻悟“佛性”,寻求超脱。南宗教派则认为人人心中皆存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通向“彻悟”、“佛”的道路上,人人是平等的。这一教派并不苛求形式上的清心禁欲,苦行修练,而着重于精神灵魂上的启蒙、顿悟。这种教义的盛行,与南方市民经济的普遍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的发达引导的是生活上的享受需要,引导的是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佛教为了赢得信仰,赢得信众,不得不向这些世俗的需求妥协,甚至刻意迎合这些世俗的需要。在明子的家乡,佛教的“代言人”和尚除了念经、做法事,着僧衣、剃光头受烧戒之外,似乎并无严厉的教义约束。这一群貌似摆脱尘俗、超然世外的和尚居然同“俗人”一样地生活,这是令读者惊奇的。谁的家里兄弟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在这片区域,和尚被视为同箍桶的、弹棉花的、花匠、婊子一样,是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物质的而非精神信仰的生存方式。和尚们一样地娶妻养子,打牌赌博,唱山歌小调,一样地杀猪吃肉。他们吃肉也不瞒人,杀猪就在寺庙的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是宰杀之前要很庄重地念一道“往生咒”,为杀生搜寻一些经典依据而已。在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即使是在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焰口时,和尚们也像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则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私奔失踪。 “禁止”规约的淡化或隐匿,使这一群本应寻求灵魂超脱的和尚,也同样依恋着世俗化的生活,他们一面浸淫于经验的、体验的世界中,过着“俗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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