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孩子指控我们人们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作父母的,更是经常带着三分骄傲、三分崇高、三分委屈,外加一分遗憾地这样对孩子说。然而,虽说如此,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一日复一日一代复一代地这样“可怜”地爱。前几年,有些严肃的社会学家曾说过,继古代的母权社会和父权社会后,人类是否步入“儿权”社会?不管这样说理论上是否成立,但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家长对子女的爱投入越多,对子女的期待值失落感越重。我们不得不问:父母们,我们是不是爱过头了?现在的孩子是“百亩地里一棵苗”,加上生活水平比过去高了,社会和家庭都有能力来“浇”这棵“苗”。我们又自信是最富亲情的民族,也早就把西方家庭父母对子女的“苛刻”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事,尽量大人做;好吃的,净让着给孩子吃;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同时明里暗里又把过高过重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少家长从“胎教”起就为孩子设计了上重点大学这座“独木桥”。由于“设计”不现实,往往激起孩子的“反弹”。“光宗耀祖”,常常是我们一些父母爱孩子的弱点,我们要特别警惕这种传统的酵母使我们的爱变味。生活好了,要谨防“富贵病”,这是大夫提出的忠告,社会学家也同样敲响了警钟。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由于生活好了从小娇惯不能吃苦,新一代变得无力气;生活养尊处优,导致精神空虚,悲观厌世,对前途不关心;由此引起对社会无责任感,出现了被称为“三无族”——无力气、无关心、无责任心的青年一代。这种“病”会不会传染给我们?其实,这种“三无族”的病状在我们一些青少年中已出现,令我们的家长深为苦恼。球王贝利在巴西足球队第三次捧回世界杯时,恰逢喜得贵子,人们祝福他:“这孩子今后会成为你这样的明星。”贝利却摇头:“他绝不会有他父亲这样成就。”为什么?贝利这样解释:他的家现在很富有,不像我过去那样贫穷,因而他将缺乏“力”的竞争能力。应该说,贝利教子方面的“忧患”意识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巴尔扎克讲得好:“民族的未来掌握在母亲手里”。而孩子身上的毛病,几乎都是我们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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