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关系.doc

导论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自然的速度大大加快。人类对自身的定位也由“自然的敬畏者”转变为“自然的征服者”,消费欲望和控制野心急速膨胀。欲望和野心的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口爆炸┅┅因此,人类要想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深刻反思并努力消弭自身的贪婪和自大。当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同样十分突出,如何应对人口对自然的压力持续增加、水土流失、资源匮乏等多种环境隐患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在破解难题的时候,人类往往需要回过身来,向历史去寻求可供借鉴的经验。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明,由于人口的急速膨胀,中国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存在环境恶化的问题。这个时期的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人口膨胀,及除边陲地区以外,森林在短期内消失殆尽和严重的水土流失。《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迁》,赵冈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这与我国现今所面临的环境现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探讨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对环境变化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环境意识,学习他们对待环境的态度,从古老的智慧里面寻找精神资源,应该会给我们提供解决现实危机的方法和思路。研究综述随着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去剖析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的环境意识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兴起于西方,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环境伦理学的孕育阶段,并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最终确立。环境伦理学的主旨就在于重新评价和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骄横的人类以“生态系统一分子”的身份在大自然面前恢复谦逊。环境伦理学扩展了伦理学的范围,把人以外的自然存在物也纳入到伦理关怀的对象中来,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令人瞩目,研究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学者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入手,探询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中的环境意识。相关的著作有张云飞的《天人合一—儒家与生态环境》《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张云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泽应的《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的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版,佘正荣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任俊华、刘晓华合著的《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他们的研究表明,儒家“知命畏天”、“节用而爱人”以及道家“道法自然”的学说中都含有生态整体观和生态平等观。有的学者发现了宗教理念中的环境伦理规范,比如由印度学者维韦卡•梅农和日本学者坂元正吉主编的《天、地与我—亚洲自然保护伦理》一书中就指出佛教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生态保护传统中的重要地位,他们甚至认为宗教伦理是整个亚洲动物保护的基础。维韦卡﹒梅农、坂元正吉主编,张卫族、马天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出版刘沛林则在《理想家园:风水环境观的启迪》中将人地和谐和尊重环境作为中国风水学说的内核和精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以上的研究证明,中国历来就有重视环境问题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为具体时间段来深入研究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其中,对十八世纪中国人的环境意识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因为十八世纪是中国迈向近代的最后一个门槛,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各种传统观念经过若干年的积淀,既高度成熟又潜藏实现突破的萌芽;而且在十八世纪中国,人口急速膨胀并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环境问题开始显现,这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环境意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曲格平和李金昌将十八世纪定义为环境开始恶化的时期,主要标志是森林遭到了严重破坏。《中、李金昌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第23页与此相呼应,倪根金在研究了明清时期的护林碑后发现,清代中期时期人们对森林的生态价值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而护林碑的大量出现则是与当时毁林严重的环境问题有关。《明清护林碑研究》,倪根金,《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这说明一旦环境发生了改变,就连普通民众都会对此作出反应。与民间相比,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也很重视。当时的清政府不仅设置了虞衡清吏作为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中国环境保护史话》,袁清林编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第166页而且还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严足仁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学者邓海伦认为,18世纪的中国政府官员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环境恶化问题,尽管他们未能将对环境的观察发展成系统的研究。《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载于《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刘翠溶、伊懋可(MarkElvin)主编,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界对十八世纪文人学者的环境意识更是作了多方面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