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是目前中国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企业模式。”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不止一次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同茅理翔持同一观点者常引用的一组数字是:在中国现有的3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0%以上。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家族企业有176家,占了三分之一还要多。
无论是以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以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为中国家族企业热情鼓与呼,还是德隆系的坍塌和江苏琼花上市丑闻,都在给人们提着这样一个醒:是该关注中国家族企业的时候了。
在人们津津乐道于杜邦、洛克菲勒、松下、沃尔玛等家族企业航母在世界企业殿堂中的强势地位和他们的成功之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业已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开始走向裂变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成长的挑战。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所做的《民企传承》的专题谈话节目将民企传承的问题摆向了台面。但是民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又何止传承一项,隐藏在传承背后的,仍然是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求。在极端注重血缘关系的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家族企业如何突破家族的窠臼,建立符合法治市场经济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一个越来越令经历了短暂创业辉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头疼的问题。
中国式的家族企业
1984年,当张瑞敏调任濒临破产的青岛冰箱厂厂长、柳传志投资20万元创办中科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时,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修鞋匠南存辉与小学同学、裁缝出身的胡成中凑了五万元合资兴办了求精开关厂。但随后两人分道扬镳,开始创办属于自己的家族企业。前者创办了正泰电器公司,后者创办了德力西电器公司。两家公司比邻而居,在日前出炉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榜上,两家公司分别列第13位和第15位。
正泰的成功是一个奇迹,但这一奇迹绝不孤独。在温州一地,为数众多的类似正泰的家族企业为温州的大小城镇赢得了“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纽扣之都”等等美誉。在浙江省慈溪市,这个有10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却有着25000多家企业,平均每40人拥有一家企业。
“在中国现有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家族企业的诞生有其内生性和必然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告诉《法人》。
“目前中国法制还不甚健全,信用体系也有待形成,职业经理人阶层也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制无疑是成本最低的企业模式。”茅理翔说。
但是,人们对于家族企业认识的误区还是形成了。包括任人唯亲等家族企业的顽疾被放大,致使有的家族企业都羞于承认自己是家族企业。人们也就难以对家族企业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
“政府传递信息不公平、企业自身行为不规范和社会公信度不高。”民营企业研究专家俞飞对误区形成的原因作了自己的归纳。
任何对家族制企业机制灵活、亲情凝聚的优势和股权模糊、决策独断的劣势的分析都已被学者们讲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相比,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金祥荣教授向《法人》归纳了中外家族企业的几点区别。
“首先,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是清晰的,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这方面则是模糊的,”金教授说:“中国的家族企业追求的是家族财富的最大化,而西方的家族企业追求的则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在中国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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