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doc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 ”,谎言既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堆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当“white lie ”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 lie ”,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有时候,“忽悠”的确是可以成为“护佑”的。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 19 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 特雷西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 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举一个不算遥远的例子,上世纪 60 年代明明是风调雨顺,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却可以倒白为黑,将其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成功地撩拨起全体人民对于“北极熊”的刻骨仇恨。有趣的是,时间过去 50年,当大多数人都认定所谓“意识形态”信念系统已濒于破产的时候,捷克哲学家齐泽克却在 2010 年5月的上海,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都不必费劲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谎言一旦变得赤裸裸,信任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谎言不再承担造梦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装睡。齐泽克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在这片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 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没心没肺倒头便着,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地爬起来……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吗?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心焦的悲剧,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 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我们都是一小撮大约是 18 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返校途中的 332 路公交车上,后座两个中学生叽叽喳喳地在聊天,男生说:“我最喜欢郭峰了!”女生兴奋地答:“就是就是, 我也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那一刻,我的世界尽头至少向南拓展了 5000 公里。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 18 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豆腐块文章,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今年春节返乡,某专门负责网络宣传工作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五毛党”。马拉多纳、王小波、五毛党……正是这些常识构成了我的基本生活经验,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它们却有如“天外飞仙”一样不知所谓。类似的经历多了, 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也就凉了。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