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经纬：法大印象.doc

柳经纬:法大印象此法大非“法大还是权大”之法大,乃是我现在供职的中国政法大学。细数起来,我从厦门大学调进法大已三年。三年来,常常会遇到法大的一些同学或老师问我:你对法大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是否所有新到法大的人都遇到这样的发问,更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工作调动的人到新单位后都会遇到这样的发问。三年时间应该说不算短,对法大的了解也逐渐多起来,但是要回答这样的发问,至今还是觉得有点困难,不知从何说起为好。这里只能花絮般地说点感受。先说校园和教学设施。法大有两个校园,这在我调入法大之前,是知道的。但是两个校园的具体情形如何,却并不了解。蓟门桥的老校园,曾经因为米健兄在此工作的缘故,来过一次,但印象不深;昌平区的校园没有来过,丝毫没有印象。我想,我也算是吃法学这碗饭20年的老教师了,近年来与学界打的交道也不算少,对于这个被称之为“中国最高法学学府”的大学校园竟是如此的陌生,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工作调动时,由于办手续的需要,倒是两个校园都跑了几趟,有了点印象。蓟门桥的校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狭小、破旧和杂乱,无论是面积、布局还是建筑物的气派,都比不上地方的一些名牌中学,更不用说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这样一些花园式的京外大学相比了。我没有法大求学的经历,蓟门桥的校园难以给我留下舒国滢教授具有的那种“小月河边”的情怀(舒国滢:“小月河边,有一所大学叫政法”,《法制日报》2007、5、29)。昌平区的校园倒是整洁有序,建筑物也新得多,但校园之小却是令我想不到的。办入校手续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到昌平区的校园。人事处的工作人员让我到校医院去办理公费医疗证,我问校医院在哪里,远不远,工作人员说不远,就在北门。于是,我就去找北门校医院。在我的想象中,人事处所在的地方是南门,到北门得穿过校园,想必总得走好长一段路吧。可是,当我找到校医院时,才发现从南门到北门不过三四百米的距离,走了不到五分钟时间。环顾校园,也就那么几栋不算高的建筑物,实在小得可怜。这就是我对法大本部校园的第一印象。9月我开始担任本科生的课程,才知道昌平校区近万名本科和部分法硕学生全挤在一栋高仅四层、被区分为A、B、C、D、E五段的连体建筑里(去年改名为:端升楼、厚德楼、明法楼、格物楼、致公楼,端升楼是为了纪念法大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钱端升先生而命名,其余则是以法大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命名)上课,几乎所有的教室都排上了课,难得有轮空的教室,教室之紧缺大大超出我的想象。如此紧张的教室,造成了法大较之其他高校尤为突出的学生占座现象。学生不论是上课还是自修,都得占座,否则就没有位置。课桌上也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占座的东西,可以是一件物品或一本书,也可以是一本杂志或者一张报纸。有时学生之间还会因为占座而发生争执,在我上的课堂上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些特别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开的课,如果排在上午第一大节的话(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分为五小节,前两小节为第一大节,后三小节为第二大节),不少的学生会在凌晨五点多就起床去教室占座,然后再回宿舍小睡(小女读大一时常常如此)。法大学生如此般占座,实在是特别的辛苦,同时也为他们的勤奋所感动。因此,有同学问我法大的印象,我总是说,校园太小了,如此“袖珍式”的校园(杨玉圣教授称法大校园乃京城最小的“袖珍式大学”),实在对不起从祖国各地以及海外慕名而来的学子!校园之小,教学设施之紧缺,辛苦的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老师。法大两个校园没有一间教师的个人工作室,教师只能“以家为校”,在家里从事研究和备课工作。这种情况在目前的知名法学院里已经很少见。京城的北大、清华、人大法学院,都有教师的工作室。京城外的许多知名大学法学院也都有教师的工作室。有一次听校领导的报告,说到法大老师辅导学生,无论严寒酷暑,只能在露天或教学楼的过道里进行,很是感慨。然而,法大校园之小、教学设施之紧缺以及不尽人意的待遇,似乎对教师队伍没有多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专业的扩展,一批在学界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文社科专业的教授,纷纷加盟法大,其间不乏学问大家,如李德顺教授、蔡拓教授、丛日云教授、郭世佑教授、单纯教授等,还有以学术批评著称的杨玉圣教授。即便是法学专业,法大已经是人才济济,但近年来仍有许多来自国外和国内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加盟其间,如宪法学的王人博教授、蔡定剑教授,国际法的莫世健教授、许浩明教授,知识产权法的张楚教授、薛虹教授、来小鹏教授、冯晓青教授、张广良教授,民商法的刘新熙教授、高强教授,法与经济学的席涛教授、刘纪鹏教授等等。其次说学生。我对法大学生的印象特别深的有三点:第一,法科学生专业色彩比较明显。这并不是说其他学科的学生专业色彩不明显,而是我接触的多是法科学生,只对法科学生有所了解。举两个例子来说。我到法大的第二个学期,给一年级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开“民法总论”课。为了便于课外交流,我与同学经常通过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