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经”问题的思考——兼答王彬彬先生.docx

关于“读经”问题的思考——兼答王彬彬先生.docx关于“读经”问题的思考——兼答王彬彬先生偶尔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王彬彬先生的大作《我们是否配谈读经》(2004年9月8日)。如果只从文章标题上看,则王先生的意思可作两种理解。其一,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激励士人学子努力读经,果尔,则我完全赞同王先生的意思;其二,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干脆就不读经,若此,则是我所不敢苟同。从王先生的行文中推究其意,则似乎是后一种意思为王先生的本意,这就使我不得不费一些笔墨来加以辩驳了。王先生的文章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不多,他大都引用傅斯年的《论学校读经》和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二文(皆刊载于《独立评论》第146号)中的观点加以佐证。因此,本文的辩驳不主要针对王先生的文章,而直接针对傅、胡二氏的文章了。傅斯年在《论学校读经》一文中,他的反对读经,其理由可概之如下五点:一、经术误国败政。“中国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二、经术仅装点门面。“当年的经学,大都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诂,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虽然极多,而真正用经文‘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三、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汉朝的经学是汉期的‘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那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傅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四、读经对儿童的无利。“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应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五、经术难懂。“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只就傅斯年文中的第五点加以发挥敷衍,王先生在其文章中也只引用傅、胡二文中的这一论点以明其反对读经的理由,可以说是傅斯年部分的意思,仅由难懂不难懂而作为反对读经的理由,是傅氏五点理由中最不能成立的一点,而胡适之和王彬彬先生以此而特加发挥引证,可谓是以小失大。傅斯年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笔者因专业所限,未加关注,故不敢置一词。但从他主张“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来看,可知他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他欲由此而来解决思想史的问题,这对于重心性体悟的中国古代思想来说,可以说根本不能契入(他说宋儒从笃实的体验工夫而来的心性之学为臆说,即为明证)。例如,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生”字比“性”字更早出现,而以“生”字之本义为“性”之本义,更进而取消先秦“性”字的独立性。“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孟子》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这些话,恐怕是一般的学者所不敢苟同的。就《孟子》来说,《尽心下》有:“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