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派小说与《红高粱》中国现代派小说兴起于中国大陆 80年代, 明显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而产生。王蒙: ……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 而是为了塑造更深沉、更美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旨归(主旨): 再现文革造成的社会灾难, 反思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根源, 对“党群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思考。合法性(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1西方现代派的内核思想上:科技发展与道德沦陷中的寻求“价值重估”即精神“荒原”中思考现代文明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异化。形式上:内倾性心理现实主义强调非理性内心与心理真实, 热衷于艺术技巧的革新与实验。 2“解锁”与重拾现代派在 50-70 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的尴尬(掩盖与封锁) 使得其出现本身就具有“解锁”的象征意义; 现代派在新文化运动后曾两次影响中国文坛(发展不成熟), 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3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现代派的主张契合中国作家在 80年代的美学追求和反叛意识: 现实主义僵化为政治的工具,需要进行革命; 当时的文坛写作趋于模式化,浅、直、假现象严重; 在新历史境遇中对真实的再思考。 4文学应回归自身对文学本体论的颠覆性思考:文学是语言的、审美的。语言: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其次才可能是其它文学自觉:不要求社会责任形式本身成为追求,形式是内容的母体:语言本体论审美:文学审美属性代替历史属性成为焦点悖论式忧虑“策略”的“遗患”——不知己亦不知彼 1矫枉过正矛头指向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过分政治化); 在否定现实主义的同时, 否定了中国文学特色和现实主义的历史。 2 枝叶之求功利的考量难以触及精髓: 中国现代派小说的缘起是现实的需要, 过重的目的性使得作家不会热衷于对现代派本身的研究; 被动接受的前路堪忧: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或已经失去“文化自觉”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过程是“对西方冲击之反应与适应”, 一味被动的追随不仅会失掉自我,也将失掉历史。 3自省的缺位对西方现代派缺乏辩证思考。现代派的意义只是“解构”+空白将主体、价值、意义从写作中剥离之后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 甚至以空白为先锋,使得形式最终异化为意义模糊的纯符号。与其说中国现代派作家没有意识到这点, 不如说即便省察到了也无可奈何,或者说无以为意。总结:中国现代派小说“昙花一现”中所体现的“悖论”(理论的自相矛盾+现实的自圆其说) 归根结底就在于“策略”:一切服务于现实的迫切需要。——策略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一旦历史转入平常期,文学也应步入正常轨道, 但在现实中却很难自觉实现这一转变。现实主义饱受抨击源于此,反现实主义的迅速消亡也源于此, 中国“西化”以来的历史上的种种,也都未能逃脱这一怪圈。“文化自觉”的重塑任重而道远……现代派又称先锋派,先锋即反传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锋终将转为传统, 这就与其初衷相违背了, 从这一点来说,现代派的自相矛盾是理论必然的; 而现代派的理论又不能占据永久的制高点,即“重建”的缺失, 则它的自我叛离是历史必然的。可以说,现代派的出现就预言了消亡。叙述视角 1叙述者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灵活跳跃, 既能直抒胸臆,又能完整叙事;叙述者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人。文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我”都可以成为为叙述者。 2故事脉络随人物思维在现世和历史、将来中来回穿梭, 不同时空交错纵横,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情节更丰富、圆满。时空交错由统一主线向两边扩展来实现,错落而有致。 3新历史主义——虚拟历史非历史的历史——“没有历史,只有传奇”记叙的是非正统的野史,即民间的传奇式的绿林好汉的事迹, 而对这些事迹的叙述又明显地打上了作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语言特色语言本体论——对传统的“反动”,试图消解文本开拓新语境 1 超越的感官传统以感觉塑造人物,莫言用人物释放感觉, 生命的语言以感觉的形式喷勃。 2极限的话语方式狂欢化[巴赫金]: 颠覆正统,以强有力的生命力为支点, 于嬉笑怒骂中重建一个世界。酒神精神[尼采]: 个人解体与生命意志合为一体的神秘的陶醉境界。丑则极丑,美则极美——丰富的语意,巨大的张力, 淋漓地重建了一个生命意识强烈的世界。变异性修辞(非常规语言形式) 1 悖常的用法(1)词义的变异罗汉大爷的双耳底跟上,只流了几滴血。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但父亲对我奶奶的思念,总像阳光一样,挣扎着从云缝里射出来。(2)附加色彩的变异:感情色彩、语体色彩、时代色彩、地方色彩感情色彩的变异很快就有一股股的鲜艳的血从伤口处流出来,血流地不均匀, 时粗时细,时疾时慢,基本上像一串串连续出现又连续消失的鲜艳的红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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