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插队与洋插队之后.docx

土插队与洋插队之后.docx土插队与洋插队之后人生很难假设。也不能后悔,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也很好我出生在1952年的上海,父亲是“红帮裁缝”里最年轻的一代。父亲的名气很大,据说20世纪40年代给外国人做一套西装,赚的钱就能买一担大米。上海解放前,他本要自己开厂,后来观察形势,在50年代成为上海时装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公私合营后,父亲做过上海第一服装厂的厂长,又做过上海时装总厂的厂长。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继承他的裁缝手艺,但大都从他身上遗传了商业头脑和闯荡精神。我家兄弟姐妹五个,一女四男,我是弟兄中最大的。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一家六口住在虹口区临平路一带的石库门房子,大概十二三平米,用水要到外面去提,每天听着叮铃铃的车铃声,就知道倒马桶的车子来了。直到我5岁,父亲单位分了三十几平米的公房,一家人才住得宽敞些。“***”开始,我正上初中。14岁那年,被班里推选为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衣服上别着像章,手里捧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留影,心里美滋滋的。初中基本只上了一年课,然后就是停课、闹革命、搞批斗。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学们一下子活跃起来,校园里贴满标语,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哪里艰苦哪里就是我的家。”我那一届的上海学生有6个地方可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当时我想去黑龙江,那里是边疆,又是军人编制,可以发工资的。但是后来知道那边吃面食,天气又冷,而当时云南来的军代表讲得很好,说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四季如春”,我就决心去云南。当时老师照顾我,想让我去距离上海最近的江西,我坚决不去,就要到边疆,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可笑。1969年4月20日,我坐上火车,整列车都载满知青,车站哭声一片。父亲塞给我一张纸条,是拿香烟盒子里面的锡纸撕下来写的,上面只有六个字:要当心,要坚强。我忍着没哭。火车开了四天四夜。那时的昆明站连检票口和站台都没有,只有间小小的房子做售票处。有的同学看到这种荒凉景况,在昆明就下车溜走了。我们一直到了云南楚雄的姚安县。离开上海之前,母亲担心我到了西南水土不服,嘱咐我带着―包上海的土,要我每次喝水都拿这土冲一冲。我依言做了。但没有用。那时我连什么是虱子都不知道,修水库的时候只觉身上发痒,看到有小虫子爬,以为洗澡就可以除掉。想不到穿上衣服之后虱子又重新生出来,才见识到这小虫的厉害。我在队里表现好,很快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去楚雄做了工人。当时还是属于级别很高的单位,是中央冶金部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后勤木工厂。我很好学,技术很好,记得1976年两级工升三级工的考试,技术考的三个指标,厂里没有一个超过我的。70年代后期慢慢兴起了回城潮。但在农村的回去相对容易,正式工人要调动却很难。后来山东省某市轻工业局局长跟我父亲的服装公司搞联营,听说我还在云南,就承诺把我调到山东。1981年4月,在云南生活了12年后,我到了山东。因为以前学的是木工,我就调到市轻工业局下属的家具公司。一开始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采购,负责木料调配,后来一步步提升,到出国之前,我已经是厂长了。出国也是意外的事情。80年代末有出国潮,当时我在工作之外还搞些字画装裱,有几万元积蓄,就动了心思。我去了澳洲。我在悉尼学习家具制造与设计,一般选择下午或晚上的课,腾出时间去打工,什么活都做一在餐厅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