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角色几乎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和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
萧红从小由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行为而受到心灵伤害,少女时期又目睹了周围一些女子由于婚姻不幸带来的悲惨遭遇,以及后来个人生活上所受的情感挫折等,使她对女性的不幸命运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而敏感自尊的个性更使她对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十分痛恨。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她的创作,使她在作品中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命运和地位格外关注。萧红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被无情践踏的历史命运。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村发生普遍的骚动与**。于是,作家们大抵从政治的、阶级的角度来反映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如叶紫的《星》、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等。然而,萧红则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
萧红的多篇作品都是以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揭示女性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如果说,萧红在她的早期小说《王阿嫂的死》中,叙写一位农村妇女的惨死,还只是下意识地描写女性的苦难.,那么,她写作《生死场》、《呼兰河传》,表现群体女性命运,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一方面,萧红着意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的苦难;另一方面,则从对性爱描写的空缺中,揭示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
生育,这一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为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妇女自身的性别因素所造成的“自然压迫”。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偿无谓无意义无目的的,在这里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而丝毫没有做母亲带来的精神心理的满足。《王阿嫂的死》沉重地触及了女性的深重苦难,描写一位农村贫困妇女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惨死的状况:“她的身子早被自已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或毁灭为代价,而且这代价的付出又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再由一个新的“小动物”接续自己非人的虽生犹死的生存。在《生死场》中萧红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了“女性的刑罚”,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女人们所受那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与欺压。五姑姑的丈夫总是敌视她生孩子,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而遭到成业打骂,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就被父亲活活摔死。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因此,萧红在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这是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萧红作为女人的刻骨伤痛。正是这心底的隐痛使她很少在作品中描写性爱,不谈爱情成为萧红作
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爱情,是女性视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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