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导论》读书报告第二章——:在早期,行政是由效忠于领导人的业余人员来实施的。19世纪末,公共行政产生,也就是被作者和众多学者称作传统公共行政的行政模式产生。20世纪初期,传统公共行政初具形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传统公共行政得以发展和稳固,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相继开展了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随即,新公共管理理论大行其道,而作者和部分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彼时开始逐渐的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然而,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批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践和时间证明,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因此新公共服务理论能不能成为一种新的行政模式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开辟一个新的行政管理纪元还是存疑的。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集中介绍了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作者总结,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特征是:1、行政部门处于政治领导人的正式控制之下。2、建立在严格的官僚等级模式的基础上。3、有常任的、中立的和无个性特征的官员任职。4、只受公共利益的激励。5、不偏不倚为执行不偏不倚的为任何执政党服务。6、不是制定政策,而是仅仅执行政治官员做出的决策。这些传统公共行政的规则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我读完这章后看到,作者的阐述的主要部分就是围绕这三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思想展开的。我认为,。以我个人浅陋的认识认为,一个改革发生,必然是因为已经存在的体系或者模式,在长期的运行的过程中,暴露了他本身存在的缺陷;或者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实践违背了设计的初衷,逐渐偏轨,加之时代的变迁,外部环境中的相关因素发生改变,使得问题出现并且日积月累,积水成渊,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个时候,改革就出现了,因为我们有不满,所以期待改变。改革的规模和涉及的范围主要取决于问题严重的程度以及客观环境压力或引导力的大小。这是改革出现、发展和产生结果的内在逻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唐代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这个制度最主要的用意在“为民置产”,使大家都有田地,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轻微的税制,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会感到痛苦。唐代的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税额更轻,说得上是以后总轻徭薄赋的制度。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2012,第61页这个制度无论是初衷还是制度的设计,都比较人性、可行。但是,由于配套的户籍制度的存在的缺陷,以及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操作的偏离,最终还是导致的租庸调制的消亡,由两税制取而代之。19世纪,改革发生了,而这次改革主要是针对早期行政而开展的。,作者就主要介绍了早期的行政,介绍内容不多,主要集中介绍早期行政存在的一些问题。作者认为早期的行政系统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人格化”,即以效忠于国王或大臣等特定个体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即以合法性和效忠于组织与国家为基础。因此,早期的行政实践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腐败和滥用职权。作者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1、国家政府的用人制度,在早期行政的环境下,那些想要在政府供职的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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