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研究述评.doc

刘建生 丰若非 冀福俊 石惠 马文静
2012-8-23 9:47:01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太原)2004年06期第30～37页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晋商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初至今，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晋商兴衰原因，经营管理，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以及晋商文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文章通过对晋商研究的综述，以期客观反映现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晋商研究的态势进行预测，力图将晋商研究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关键词：明清晋商 研究述评 研究态势
　　作者简介：刘建生，山西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纵横捭阖，曾一度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影响至深至远，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因此，研究历史上的晋商活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晋商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说前少后多，成果不少，势头很猛，特色鲜明。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相关的著作约40余部、学术论文 400余篇，其中不乏考证详实、论证严密、见解深刻的好文章。早在1912年8月16日《新闻报》刊登的《票商顾全大局》一文便对晋商票号的活动有了一定的关注。约从1905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撰文著述，对票号的起源、发展、业务活动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晋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马寅初先生关于山西商人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李宏龄撰写的《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初步探讨了山西票号盛衰原因。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另一部是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但《山西票庄考略）内容过于简单，《山西票号史》也仅是对票号资料的汇集，研究都不够深入。因社会动荡，世事艰难，对晋商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未能给后人留下比较系统完备的资料。同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1935年）、《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6卷2号，1937年2月）和《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以及《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1936年）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性文章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20世纪60年代，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后几经充实于 1990年出版发行了多达110万字的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关于山西商人的论著、论文和调查资料相继出版。佐伯富发表了《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社会文化史学》，1966年第1期，1974年10月编入《中国史研究》第2辑）、《清代塞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