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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随笔随笔给童年留一点做梦的空间南京师大附中周春梅近年来,民国时期的教育备受关注。前辈们所作的种种探索已经超越时代,成为我们医治当下种种痼疾的良药。但民国时期的现代教育毕竟刚刚起步,我们不必将其神化。读何其芳文选,出于职业敏感,我对两篇回忆文章有特别的兴趣。一篇为《私塾师》。何其芳生于1912年,他的“发蒙”不是在现代小学中完成的,而是由几位私塾师完成的。在何其芳的故乡, 人们形象地将进私塾读书称为“穿鼻”:原可在旷野上自由奔跑的小牛,被绳子穿鼻而过,从此落入狭小的牢笼。何其芳的几位发蒙先生,都有些像小说人物。第一位曾远赴京城去献一部祖上注《易经》的书,未果,遂成一生之憾事;郁郁不得意时,又偶遇一位年轻女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人们眼里半疯的这位老师,在年幼的何其芳眼里, 却只是一个老得不喜欢走动说话的老头。第二位善良得像一个老保姆,对于孩子们的顽皮打闹无计可施。第三位呆板平庸,后来不知为什么也疯了。最后一位虽然不打学生,却常常残酷地鞭打自己的孙子,仿佛“一匹食肉类的野兽”。后来何其芳才知道,他的这些残酷的行为,源于时时发作的烟瘾。这几位私塾师,让我们瞥见旧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角。私塾教育带有旧时代的烙印,本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何其芳为我们展现的北大哲学系的课堂,却颇让人惊异。在《写诗的经过》一文中,何其芳回忆了三位教授:一位是研究康德和黑格尔的专家,却无法把课教得让学生听懂。他总是翻开这两位的著作,东念一段,西念一段,然后和尚念经般咕噜起来。用心听就必然要打瞌睡,不用心就听不进去,学生的痛苦可想而知。另一位事先写好讲义,但并不印发,课上就逐句念出让学生记录,哲学课变成了听写课。还有一位教佛学,前一小时用楷书在黑板上抄写讲稿,后一小万方数据超还是不超,这是个问题王伟娟超还是不超,这是个问题。这里的超,特指上课超时,相对而言的就是不超时或准时。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纯粹是因为在不同时段听了步根海老师的三次展示课。步老师的课上得非常巧,在浙江绍兴兰亭书院上的《兰亭集序》不到时间就下课了;在华东师大附小执教《母鸡》超了整整半节课;在上海曹杨二中分别为高中三个年级上的《简笔与繁笔》贝0都是掐着秒时则全用来骂人,骂新文化运动。这些或乏味或“反动”的课,把何其芳对哲学的兴趣消磨殆尽。如今说起过去的大学往往一片赞美,何其芳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从私塾教育与学校教育中所得如此有限,诗人从何处得到自己的精神滋养?答案是广泛的阅读。童年时,他沉迷于旧小说与旧诗选。对诗歌的爱,始子童年时代对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着迷。短暂的中学时代,何其芳说自己没有好好念功课,主要的收获是接触了五四后的新文学,对外国文学也有所涉猎。冰心和泰戈尔的诗,引领他开始了诗歌写作。大学时代枯燥的哲学课堂,让他重新遁入文学的世界,他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