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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业跨媒体性综述
战后（1945-1949）上海电影产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电影全面超过戏剧成为公共领域首选的娱乐方式，但电影的产业繁荣和美学成熟却和辅助娱乐产业息息相关并受到它们积极推动，这些产业包括戏剧、流行乐、广播、歌舞业，以及印刷出版业。1本文在解释这种共生关系的同时，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是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阐述电影和戏剧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战后上海电影图景中的具体体现，第二从“影剧”互动拓展到战后上海电影产业的共生特性和跨媒体性，最后在肯定电影成为公共娱乐首选之下，运用白露教授（TaniBarlow“）社会事件”的概念说明上海电影的公共空间特性，如何引发社会事件，进而吸引各种政治派别和不同文化力量角逐其中。结尾笔者引入好莱坞电影研究视角来丰富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研究，并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论和可借鉴的学科思路，以供探讨。很少有英文学术成果关注中国电影产业实践和结构（更多是关于电影文本分析和意识形态化的研究），难见扛鼎之作。例如，中西学界对二战后上海制片厂的认识：大多在不遗余力介绍左派/进步力量，例如昆仑和文华，却很少关注“媚俗和流行”的电影公司，比如国泰/大同。2本文是对战后上海电影产业的研究，切入点却并不在摄影厂体系和风格特征，而是另一个有趣却鲜有问津的方面：上海电影的跨媒体性和公共性。在战后短暂而多变的4年里，电影产业全面繁荣，这得益于流行音乐和印刷产业的成熟，也得益于机械复制技术和大规模发行网络的完善，这些使得电影超越戏剧成为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公共娱乐方式和空间。本文考察电影和戏剧、音乐、广播、歌舞以及印刷文化的互动，建构一种跨媒体性图景，这是一种对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比较的、跨学科的实践。3除了理论尝试，如此跨媒体性的图景现实基础来源于对战后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分析，包括稀有电影拷贝、期刊杂志、报纸副刊和画报/小报。从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后上海电影在娱乐产业一枝独秀，但也与其他产业共生共荣。
一、战后电影和戏剧的互动关系
对战后知识分子来说，电影超过戏剧成为大众消磨时间，享受（逃避？）生活，甚至传播意识形态的首要媒介让他们惊诧不已。这不仅是他们潜在的精英意识在作祟，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强烈的历史反差感。战时无论是在重庆还是上海，戏剧要比电影活跃和主导得多。4然而战后的出版界却充斥着这样的标题“：剧运厄运”“，从‘海光‘’兰心’两家话剧谈到今后剧运”，“剧运的危机快过了”，“美影片大量涌到，话剧界临近末日”，“挽救剧运之道”，“建立对剧运的信心”。5都在哀叹戏剧的式微、电影的日益强大。为了更好地辨析电影和戏剧的所谓零和博弈关系，有必要将彼此错综复杂关系回置到同样纷繁的电影史和中国文化流变的话语中，进行类似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探究。从历史角度，中国最早的电影（短片）都改编自传统戏曲，1905年北京《定军山》和1914年香港《庄子试妻》，前者源自京剧，后者源自粤剧。1930年中国第一部蜡盘发声的《歌女红牡丹》，和好莱坞歌舞片一样，没有对话，而是录制了由胡蝶配音的四首京剧唱段。1933年，第一部粤语有声片《白金龙》的情节，场景调度，演员都来自同名粤剧。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诞生于1948年，也是京剧《生死恨》的改编版本，同样由梅兰芳主演。6这份谱系的信息很清楚：20世纪前半期，每一次电影（作为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