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抉择.doc.doc

生与死的抉择苏教版一反常规按文体组成单元的教材编排方式,采用人文主题单元的形式。这种编排方式最方便教师在处理教材时能够进行读写结合的有益尝试。苏教版必修本中有两个专题:一个是“烈士的抉择”,选人文天祥的《( 指南录) 后序》和张溥的《五人墓碑记》; 另一个是“生存选择”, 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楚辞》中的《渔父》。读本中也有一个专题, 是“生与死的对话”, 有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林觉民的《与妻书》、梁启超的《谭嗣同》。这三个专题的八篇文章都涉及生与死的选择的问题。而这些先贤们对生死的不同选择, 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内涵却有相通之处。人生既会阳光明媚, 也可能会有凄风苦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 如何担当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面对逆境与厄运的考验, 怎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司马迁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贪生恶死,本是人之常情,而人们能勇敢地去选择死, 是因为有更高的追求――义。当然, 义的内容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会因世易时移而有不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五人墓碑记》中的五义士可以为反抗权倾朝野的魏忠贤而不惮于进行以卵击石般的抗争, 使我们明白“死生之大, 匹夫有重于社稷”;《渔父》中的屈原,“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 宁赴湘流, 慨然自沉; 谭嗣同认为“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为了唤醒麻木的国人,愿用自己的性命,敲响警世的洪钟。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用之所趋异也。”人死意义的轻重, 不在于其身份的贵贱、职位的高低, 而在于为什么而死。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理想,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死, 固然可以轰轰烈烈, 激昂慷慨, 义薄云天; 而生, 有时却可能备受误解, 委曲求全, 隐忍苟且。死, 有时是一种解脱; 而生, 却可能是一种恒久的折磨。因此,隐忍而活可能比毅然决然地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气。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得罪汉武帝后,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他为了秉承父命完成《史记》,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生。死是一种牺牲, 有时,生也是一种牺牲。汉武帝用皇权羞辱了他的尊严,而他用《史记》向汉武帝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与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