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虚入实”的“说话”说诂”--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论文.pdf.pdf

“由虚入实”的“说话”句顶一万句》同声相应。如果说,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是用了庞大的篇幅来探求普通中国人精神生存的特质,来论证“说得着”才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需求、带有一种对“说话”的“原理”进行求证的意味的话,《我不是潘金莲》则是将这种求证的结果代入“实践操作”层面,围绕一个夸张到了荒诞的现实故事,来放大生活中人们在“说不着”而不自知时面临的左支右绌、啼笑皆非。《一句顶一万句》上部“出延津记”的末尾,因生活所迫屡次改名的吴摩西带着伤痕累累的心逃离了故土。当他在火车上感慨自己几年来的遭遇时,怅然悟出让自己如此狼狈的根源:“不是喜‘虚’不喜实,迄今他还在杨家庄跟老杨做豆腐。”①于他而言, 无论卖豆腐、杀猪、破竹子,或者挑水、卖馒头,这些营生都是过于“实”的生活,而他喜欢的则是舞社火和“喊丧”:“舞社火有些‘虚’??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换句话说,他心里真正看重的,一直是精神层面的满足与实现,而非现实物质的暖饱安逸。而且,非但吴摩西如此,小说中的所有人都是如此。他们活着、痛着、追求着、失去着,一切物质生活只是他们心灵生活的延续,主角们所有行动都只是为内心那句要寻找的,要么是要说出的“话”所询唤。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句顶一万句》中教书的、赶大车的、打首饰的、杀猪的、蒸馒头的??这些做着各色小营生的男男女女在心里计较的都不是现实利益的多少,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民幸福,而是有没有精神上的沟通对象,一个能够“说得着”的人。——刘震云其实是借男主角之口来“篇末点题”,“虚”“实”二字,就足以解读这部小说的整体品格。“虚”代表着人们内心的精神需求,而“实”则是故事表面的那层现实观照。三十余万言的《一句顶一万句》,从根本上说都是在“务虚”的。横亘在小说中三代人之间的70年光阴,正好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峥嵘年月,但小说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大时代”对个人命运的一丁点儿影响。刘震云在看似无比“形而下”的生活琐事中喋喋不休地论证着非常“形而上”的命题。②所以,风格独特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心灵之书,超越了尘嚣,虽然它有着最为精致写实的外衣。“似实还虚”,就是对这部小说的恰当评价。《我不是潘金莲》仍是围绕着这一“虚”“实”之间的命题来展开,两部作品间有着血统上的一脉传承与高度互文性。只是这次刘震云在“虚?‘实”之间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掘进。故事中加入了非常清晰的时代背景,有着生动鲜活的当下感。每个角色的命运起伏,每次情节的起承转合,都和个人之外的国家社会“大历史”紧密相关。女主角李雪莲正是因为自己的心里话无处可说,无人相信,反被前夫污为“潘金莲”,才让她铁下心来去较真,去20年如一日地上访告状,付出人生的大好年华也无怨无悔。而她的执着也引发了一场持续20年的“雪崩效应”,伴随着身边政治环境和时代语境的变迁,她以及出现在她身边的人们都被深深裹挟其中,彼此命运如同成片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般无法掌控,无可挽回。作家用恣肆的想象力将现实中因“说不着”产生的尴尬无限地夸张放大。同时,因为小说还有着非常坐实的外观,刘震云的这种探求也产生了发人深省的文化深度(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所以说,相对于“似实还虚”的《一句顶一万句》而言,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可谓是“由虚入实”的。“虚”与“实”本属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源自老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