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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印尼华侨，在1960年回到祖国，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是将她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华侨农场和外界并无围墙，但她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她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可她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快速消散
　　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小说，是她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她死前做了个梦：母亲要来接她走，几月几号几点钟全部告诉她了。结果真的根据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行葬礼，请大家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她：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她说了句“母亲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假如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她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终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适。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终13年。她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她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一般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S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她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有关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她脑子惟一的念头是：能够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她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和守望者
　　2021年7月9日，一个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她的“夕阳红”乐队组员按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她们将演奏部分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她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她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她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她们最熟悉的汉字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暂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她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母亲》——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多个女人被她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终双手作揖离去。“她不是华侨，是当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仿佛有点坏。”张仃娘介绍，她们平时极少和当地人一起活动。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个身份的展示。她们热情地接收了桂林当地几乎全部和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行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她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30天，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探望她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她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她要借道“途经一下”。
　　这是她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她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