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大国崛起的微观基础 大国崛起书籍.docx

企业创新：大国崛起的微观基础 大国崛起书籍

　　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引发对其经验的解读，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即是最新的版本。在美国模式论和日本模式论——两大经济体崛起过程中形成的大国经济模式论——之中，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全部占据了关键位置，不过，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却基础付诸阙如。
　　上述现象和中国创新领域中或可归纳为当代版的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悖论相关。当代版的李约瑟难题宏大而复杂：这一难题，不仅伴随制度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在含有不一样技术特征的产业群，或面临不一样约束条件的企业群之中含有不一样的表现形态。
　　首先，就不一样产业群的差异而言，我们发觉，在当下最为主要的电子和汽车产业中，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世界级企业，而一样时间的高速发展却为日韩催生了一大批进入国际技术前沿的企业。相反，在诸如新型能源等产业中，中国企业的技术轨道却有所不一样，有实现赶超的趋势。
　　其次，不一样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存在差异。外企关键致力于将其管理经验和研发结果直接投入中国市场，国企的创新活动在2021年以后正在发生改变，而部分民营企业则在连续进行含有本土特色的创新。
　　笔者无意亦无力对当代版的李约瑟难题给出全方面分析。本文目标是回顾竞争优势在关键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性转移，以汽车和电子产业的创新活动为中心，以部分了解这一难题的形成机制。
　　一、竞争优势的国际转移
　　在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三大流派罕见地一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索洛模型表明经济增加的关键原因是技术进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将技术进步置于基础性地位；演化经济学则直接将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的崭新组合方法的连续出现视为同一过程。熊彼特的以下论断或许最为直观：开启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其不停运动的基础推进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发明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
　　“创新”在当今已是一个流行词语，但有关创新的详细性质却值得讨论。首先，创新往往被了解为技术创新，但熊彼特在其经典叙述中实际已将创新区分为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两大类别。在管理学经典文件中，技术创新被细分为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而组织创新则可细分为企业内分工形态的创新和企业间分工形态的创新。其次，对创新的认定有宽严之别。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创新指创造或创意的首次商业化——这可称为原创型创新。根据这个定义，因为中国现有商业模式大多是对美国业已存在的商业模式的模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互联网产业也几乎无创新可言。不过，在稍微宽泛的定义下，对其它国家已经存在的创新进行调整、并将其投入不一样市场的活动也能够认定为创新——这可称为模拟型创新。在第二种定义之下，中国互联网企业依然是创新的主体，毕竟这些企业开发了中国这个“新市场”。
　　假如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人类历史上不停上演的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必定和各国的创新活动相关。从创新角度把握竞争优势的国际转移，存在两种相互补充的进路。其一是国家创新体系说，其二是企业创新活动说。前者流布甚广，以后者的影响较为局限。前者关注的是大国崛起的制度环境，以后者分析的是大国崛起的微观基础。
　　国家创新体系说将产业、大学和政府视为创新活动的关键参加者，强调三者组成的网络或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