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延安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杂志.docx

忆延安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杂志

　　我是1939年初到延安的，分配到中央青委。先是到安塞县和晋绥解放区去调查青年工作，夏天回延安，就在《中国青年》参与xx工作。　　那时候，我们《中国青年》的主编是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对外我们是中国青年社，对内是宣传部的一个科，叫中国青年科。实际工作是我们科里干。科长杜绍西同志，科员有我和萧平两个，以后又来了一个黄照。
　　记得刚到《中国青年》时，科长杜绍西叮嘱我的就是：“看稿子你得公平对待。对于负责同志的稿子，该改的也得改。假如她有语句欠妥的地方你放过去，未来登出来，反而对这个负责同志影响不好。”我们组稿的范围就是各地来延安的干部，请她们写工作经验和通讯。记得登过刘秀峰、穆欣、黄华等人的稿件。我们自己也写。
　　刚开始对于青年刊物到底该怎么办，心里实在没有谱。我只在学生时代“课余”编过刊物，那只能算是练习性的东西。对于怎样研究读者的需要，实在不懂。原来，那时的延安和各解放区交通十分困难，刊物发行范围仅能限于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延安有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她们抱着满腔热情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这些人才是刊物的关键读者。当初我们原来应该研究这些关键读者的要求，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为她们办刊物。不过我们却不大知道这一点，我们认为自己是做青年群众组织工作的，眼睛应该看到基层。眼光就总是局限在青救会的工作，文章以短为尚，总登部分晋察冀的青抗先怎么样，晋冀鲁豫的农村青救会发展又怎样。我记得我自己还计划就赴农村调查所得写一个连载的《青年工作十讲》，可是，只写了两讲就再怎么费劲也写不下去了。我们费力组织来的和自写的稿件全部不很受读者欢迎，真没措施。
　　以后，大约是四0年三八节，我写了一篇《新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文章实在没费什么力气，只是把和我一样的延安女青年所感到的恋爱、婚姻、工作机会等问题摆了一摆，自称我们自己就是新的出走后的娜拉，还有很多问题得处理。没有想到，这篇并非关键的文章倒在延安部分学校里引发了一点注意，有些同志谈论到它。胡乔木同志也表示了首肯。以后，她对我们说：延安有很多多种多样的人物，她们从多种不一样的角落汇聚到延安，把她们怎样来到延安的道路写一写，是含有全国意义的。她曾亲笔写过一封组稿信，叫我带着去找何其芳同志。我忘记当初曾否找着何其芳，不过其芳同志这篇文章以后还是写出来了，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这就是现在已收入她的选集的《我怎样来到延安的》。我还曾受命去找当初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大夫，我问她：是怎么思想转变来到延安的。金大夫回复：“我的思想没有什么转变问题啊。我是由红十字会医疗队派来延安，以后就留下没走的。”我挺失望，以为这么未免缺乏一点儿有说服力的“转变过程”，于是我的访问记也没有写成。其实呢，到延安的人原来是经过多种不一样道路，抱着不一样想法来的，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复杂而多彩的真实。不过那时的我，可全不知道。
　　四0年秋我去晋绥解放区，编《中国青年》晋西版。刊物既缺乏撰稿力量，自己又掌握不了办刊方针，这刊物是没编好的，只出二三期就因日军扫荡而停刊了。不过，这时延安的《中国青年》却已蒸蒸日上，而且改变了面貌。不再大量刊用那些以发展农村青救会工作为专题的稿件，而是适合了当初延安青年们思想的情况和求知的要求。编者许立群在写一个连载《古中国的小说》，还有董纯才、陈企霞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