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 [愧对武训].docx

武训 [愧对武训]

　　好像真的又回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往古盛世，眼下，社会上关心教育、热心办学的人正在多起来。东汉的大经学家郑玄说过，“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这自然是件好事，但这回有“归教于闾里”经历的不是“仕焉而已者”，倒是另部分人。报上有消息说，河南省某县在对社会力量办学情况做检验时，发觉有个办学点上，一名原来的杀猪者正在给孩子们讲课。问询后才知道，该屠户是因为最近体力不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干不了了，这才改行“办学”，而该校的“老师”便是这屠户夫妇俩。在另一处，检验人员又发觉一个杀牛卖牛的，摇身一变，也成了“校长”。她招来近百名学生，用一所老房子做教室，桌上还供着“神位”。
　　说这番话，倒不是对屠夫这职业有什么不敬之意。屠沽之辈里照样也能够出人才。韩愈在《送董邵南序》里早就说过：“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明天子在上，能够出而仕矣！”既然屠狗者能够“出而仕”，杀猪宰牛的当然也能够当“校长”。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校长”和“教员”，办学的动机实在有点儿不那么纯粹。她们本身既不具办学的资质，而招徕学生的目标，又只是为了从学生身上盈利。把办学等同于操刀割肉的生意，这么的学校，其实只是“学店”而已。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勉强可算“古人”的古人，那便是清朝末年的武训。武训这个人物在新中国成立早期曾因电影《武训传》的被批判而大大扬名了一阵，现在知道的人恐怕要少得多了。她的身份似乎比屠户愈加不如，简直是一个乞丐。然而偏偏要位卑言高，提出了“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四处张罗，“行乞兴学”。她以乞讨所得，不仅办起了几所义塾，成了“校长”，而且还资助山东馆陶、临清等地的书塾，成了今之所谓“校董”。对于这么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当初批判的关键看法是她兴学的目标不对，乃是为了“争得宣传封建文化的权利”。今天看来，这实在有苛求前人之嫌。试想，在当年武训兴办的义学里，除了传统《三字经》、《千字文》或《四书五经》，当然不可能设置“声光电化”或其它什么“反封建”的学科。武训不是教育的改革家，充其量不过是个爱幻想的农民而已。何况直至她逝世的那一年，梁任公才在《变法通议》里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主张，新式学校刚刚有了一点轮廓。可能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评价的，武训身上值得肯定的一点，只在于她那种为贫寒人家子弟募款兴学的执着精神。她兴办的学校，从不以赢利为目标。听说她常常往返于学塾间，遇上师之勤于事者则叩谢之，遇师之不勤或生徒顽梗不受教者则跪泣劝之，弄得师生们“咸相劝勉”，再也不好意思偷懒，还真有点儿敬业精神。时下，我们一些专把眼光盯住学生腰包的办学者，和她简直不可相提并论。
　　有道是，当今市场，最好盈利的不外乎两种对象。一是妇女：化妆品、减肥药、时装首饰，大把掏钱，乐此不疲。二是娃娃：健脑水、聪慧丸、各色教参，多多益善，塞满书包。原来灵巧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