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贬与低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的诗学分析.doc.doc

自贬与低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的诗学分析[摘要]在出于对虚伪的憎恨与轻蔑,鲁迅常常表现出对于“美名”的排斥与逆反心理,因而时常有意地向凡俗化的价值取向偏斜,在文章对自我形象进行贬低化与低俗化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反诗意、低俗化的方式对伪道德、伪审美进行嘲弄与破解。[关键词]自贬、低俗化、反诗意虚伪或虚假是鲁迅杂文讽刺笔锋所向的一个主要目标。他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之中的体验,使他对某些知识界人士的虚伪与恶性形成了深切的感受与情绪性记忆,以至于用杂文与他所说的“正人君子”之流的对抗与缠斗几乎成为他一生的近乎偏执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他说过: “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一、拒绝“美名”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各种“美名”有着一种近乎过敏的逆反式反应。早在《新的蔷薇》一文中他就说过: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 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 ——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显然,鲁迅已经对这些虚伪的对手不抱任何幻想, 他决然地在自己与对方之间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正是因此,他以一种反讽式的态度写道: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情绪化的应激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从这以后,对“公理”、“正义”等等各种“美名”的逆反心理几乎构成了鲁迅的一种固定的体验与思维模式。甚至到一九二七年,当他看到新月书店为《闲话》一书所做的广告中有“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 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的语句,就写了《辞大义》一文说: “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不但如此,他似乎对于所有的好名称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与不信任。例如“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 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