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好与坏”.doc.doc

“吾言”或“吾道”:有多少话可以作如是说? —在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之间· 并以《老子》和类别: 哲学论文下载- 国学论文下载上传时间: 2006/4/10 8:36:00 论文作者:米继军论文版本: 简体版繁体版原文出处: xue/guoxue/200604/ 摘要:本文以《老子》和《论语》为文本,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老子和孔子等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的语义学与语用学双重考察认为,中国的哲学,在其源头/开端之处,其语言的问题便既是语义学的又是语用学的,既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含义入手探讨问题又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切入问题,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又用言语/话语来掩饰自己的思想。而且这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人类语言的能力的确是有限的,但语言永远只是人的工具,而不是或不可能相反。关键词:仁义大戒政治说道直到有一天,当一个人作出表示说,他已经发现书中存在着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么他的自我才开始苏醒并脱颖而出了——题记。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书籍是语言(language )的载体,但它同时却又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边界,不可能把所有的话语( speech )都承载下来;虽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而且同样道理, 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思想都表达出来。这倒让人马上联想起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句话, “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思想的界限”;换言之,实际上我们可以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要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 吧?但其中的问题却是,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3] 既如此,那么书籍何为?而且我们学习经典/原著(canon ),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遗憾的却是,无论是孔子还是维氏,他们的话无疑是对的;也就是说,在用来表达思想方面,语言的确存在着某些致命的边界,而且有时甚至是无能的;否则,人就不会有“无法形容”、“难以言表”、“有口难言”等等的无助与无奈了。此外,即使在语言的内部,在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之间——在其语言与话语、言与说以及对话与独白之间亦存在着太多的分别,而且这种分别又并非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学现象。但这显然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毋庸讳言,人类语言的能力的确是十分有限的,但语言本身却永远只是人用以表达其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或不可能相反——而且这一点在古典/前现代哲人那里,即使在人与禽兽之间并没有分别,因而也不应当成为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一条基本边界;而只有当古典哲人面对非哲学的大多数( the unphilosophical many ),面对自己到底该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时,它才不幸或有幸地最终成为了一条边界;换句话说,这条边界既是十分多余的,更是极为必要的——无论是对哲人及其哲学还是对非哲学的民众及其人伦日用。而为其所预期和企盼达至的应当说就是《易?系辞上》中在谈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余所具体指陈过的这样四种结果: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当然,这同时也便带来了另一种更不幸的结果: “君子之道鲜矣”。但这种不幸,显然早已为哲人所料定;毋宁说此正是其初衷之所在——因为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毕竟是极少数人、极少数“继之者”尤其是更少的“成之者”的事情。对此,多数人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绝大多数的人则是“日用而不知”——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至此哲人们的目的无疑已经完全达到了,因而他们不可能为此而感到过于失望。从哲学的角度上说,业已逝去的 20世纪显然是一个“语言哲学”的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是明显的;而在中国,哲学的反思却很少能触及到语言的问题甚至往往要陷入到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困惑之中。然而,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从历史的源头处直面并自觉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哲学思考才能由此而全面跟进。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开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4] 。因而本文之作即在于以《老子》和《论语》为文本, 尝试性地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在于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老子和孔子等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的语义学与语用学双重考察明确提出,中国的哲学,在其源头或者开端之处,其语言的问题便既是语义学的又是语用学的,既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含义入手探讨问题又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切入问题,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又用言语/话语来掩饰自己的思想。并且提出,这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若一言以蔽之,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