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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的文化定义韩国2021恢复汉字教材
汉字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一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本质上就是文字学史，即对汉字的音韵、构形、语义及组合规律进行研究的历史。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是一个十分尤其的学术规范。早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就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因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中国传统语言学认为，一个句子的起点，或说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这同西方语言因“框架”词的屈折形态的配合关系而生句不一样。后者是句法关系模式在先，形式在先，在“大”框架中填“小”词，前者是以“小”字组“大”句子的事理逻辑格局，以字的步骤显局势。刘勰所谓“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全部表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策略。这正是中国语言学传统对汉字认识的精髓。
　　然而，在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中，承载我们数千年文化的汉字，却被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定义着。翻开我们通行的语言学教材，对文字的定义，全部根据西方标准表述：首先，“文字是统计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它仅仅是口语的书面再现；其次，文字是“辅助和扩大语言交际作用的工具”，它仅仅是口语的附庸。这个定义，表述的是西方拼音文字的性质，表现的是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语音崇敬”。
　　一、文字定义的西方标准
　　早在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就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不一样价值区分开来。苏格拉底指出，写在纸上的文字，是静态的东西。它唯一的功用在于告诉读者已知的事情。它是一个“娱乐”，是帮助记忆衰退的老人回想往事的工具。而口头吐出的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辩证语言。它透入听者的心田，而且在问答的过程中能够随时辩护自己。在古希腊学者看来，书面语言就像诗朗诵一样，首先含有很多游戏成份，首先只能以朗诵感动听众，却不给问答的机会和教训。正义、美感、善良，只有用口头语言才能传授给她人。因为口头语言能适应论辩的多种机遇，能随时更换字眼、修正、反复、注解，在一问一答的流变性谈话中产生真实的共鸣，从而渗透人的灵魂。所以，亚里斯多德范围篇・解释篇断言：“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苏格拉底也认为：“知识原本是我们心中固有的，我们只须经过‘辩证法’或一个系统的问答过程使之清醒并加以利用。”{1}
　　这里所说的“辩证”，正是指一个谈话方法的探讨。当初的雅典人，正是倾心于口语语词的优美，仰慕雄辩的技巧。
　　近代西方源远流长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宗明义就对“文字的威望”进行了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者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和文字的研究严格区分开来。她痛感在她那个时代，语言的历史研究中的文字通常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大家“通常只经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件。假如那是一个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援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么。要是任何场所全部能利用直接的文件，我们必需像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搜集多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统计下来的原件要为她人所认识，还须求援于文字。”{2}依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因为：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易于经久地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三文学语言增强了语言的主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大家在学校里是根据书本和经过书原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个要求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所以文字就成了头等主要的。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措施全部比较轻易处理。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个专横和僭越。大家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个不依靠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比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仍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全部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一样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所以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组成的。假如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主要和比它更主要，这就仿佛要认识一个人，和其看她的面貌，不如看她的照片。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布龙菲尔德则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她在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识，大家在一定的条件下描绘出来，因此大家也按一定方法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同之处就是次要的了。因为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个交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