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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式”的汪曾祺：被叙述的异质受戒汪曾祺
对“异质”的“重新”发觉 　　翻开1979年到1980年的文艺报①，我们能够看到“双百方针”再次得到了强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窥见这一政策以文艺带动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实施方向和大致情形：1979年的文艺报每期封面全部是一个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种类的花的图案，均呈含苞待放之态。1979年末11、12月合刊出版，可谓对这一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实绩作了一个总结。自1980年第一期开始，封面无一例外已经是“盛开”的鲜花图案。到了1981年中期，文艺报编委也发生改变，加入了更多的“文学”人士而非党的文艺领导人，可见这一政策已从政治层面深入文艺界。
　　那么，这一时期提倡和发展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文学呢？首先，为社会主义当代化建设服务的改革文学是一脉。1982年以后文艺报封面改为当代化油井、广袤的农田、工厂冒烟的烟囱的图案，可窥其端倪。其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当代派的小说创作开始出现。当初的作者则关键分为七十年代作家和四十年代以来的老作家。汪曾祺就属于后者。
　　就是在这么的环境里，汪曾祺以后备受文学史重视和批评家称道的受戒发表在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艺②上。和改革文学不一样，它没有宏大的时代专题，没有建功立业的冲动；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一样，它没有沉痛的“诉苦”③；和当代派崇尚西方技法，在技巧上做文章不一样，受戒和以后连续发表的岁寒三友④、大淖记事⑤等小说似乎全部追求着某种传统人生境界⑥。
　　如此“异质”的一篇小说，在当初并未立刻引发大家的关注，它更像一朵小小的浪花，偶然泛起在时代的巨浪里又很快消逝。对汪曾祺受戒这类小说的重新发觉和对汪曾祺大规模的评论、追捧，是从1985年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在当初如此“尤其”的一篇小说引发以后大家的关注并不奇怪。而这种关注的“延迟”和内在复杂性，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实际上，对汪曾祺的重新发觉和寻根文学运动的兴起是紧密相连的。洪子诚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⑦中对受戒意义的肯定，立足点并不是它的实际发表年代1980年。洪先生说：“1984年年初，李陀在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寻根’这一语词……1985年的夏天，她们便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倡议、宣扬相关文学寻根的主张。在理论论述中，部分前此发表的作品关键是小说，被提倡者作为这一文学主张的范例列举。汪曾祺发表于八十年代的，取材于故乡江苏高邮地域市镇旧时风情事等，被作为重视民族文化底蕴而取得成功的例证。”⑧
　　这种基于当下文学时尚的回溯式发掘又和八十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关系紧密。将这种“推崇”发挥到极致的要算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⑨以下简称教程了。在这部以政治立场之外的“民间”(10)为文学史立场和方法的教程中，开辟专节讨论汪曾祺，着重分析的就是她的受戒。
　　第一篇小说：其实“我”并不“异质”
　　汪曾祺在她最“红”的时候九十年代早期写了大量创作谈，其数量可算现代文学史上的前几名了。她一再强调小说要短，谈中国文化、谈语言，好像她的创作从一开始便笃定选择了这条道路。大家在谈论汪曾祺的时候，似乎也只知道她的这一面，将她的创作路数完全归结为一个艺术上的自然。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莫非汪曾祺当年就那么大胆，非要发展一个和时局不符的“异质”创作路数来震惊文坛吗？
　　且不管汪曾祺四十年代发表的复仇，只从她八十年代的复出说起。她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并不是受戒，而是1979年在人民文学第11期上发表的骑兵列传。同期人民文学上，开头便刊载了茅盾的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茅盾说：“题材必需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需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全部能够写，没有禁区。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不过，创作方法也该多样化，作家有采取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紧跟着的是叶圣陶的跟〈人民文学〉xx谈短篇小说，她大力提倡作家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一出，这一期的人民文学便成为“短篇小说”专号了(11)。实际上这只是当初文艺政策的一个缩影。
　　当初的文艺政策虽带有强烈的政治感召意味，但相对宽容的政策确实给部分不知怎样下笔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自由”。对创新的呼声，对多样化的许可，对作家自由的放开，对短篇小说的提倡，全部为汪曾祺这么无法参加时代巨大专题的作家打开了一扇窗。
　　在查阅了人民文学这一年第12期的总目录后，我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骑兵列传在总目录上标注的类型是“小说”，但读来却很像汇报文学。汪曾祺在小说结尾后明确地写着“我访问这几位老同志，是在一九七四年，这篇文章是追记的――当初也不可能写出这么的文章。因为我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时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