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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孙犁的病孙犁
在孙犁的创作生涯中，从1956年至1976年的二十年间几近空白。孙犁曾喟叹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她在部分散文和书信中也多谈及自己的病。孙犁深受“神经衰弱”这一疾病的折磨，似乎是文学史上铁证的事实。文学不是医学，文学界少有学者去研究孙犁的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不知道孙犁的病，就不能知道孙犁的为人，不知道孙犁的为人，又怎样能知道孙犁的作品？正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前很快偶然读到叶君的论文论孙犁的“病”1，论文经过大量的分析引证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孙犁的“病”并没有严重到影响写作的程度，十年的创作空白其实是孙犁在“写”和“不写”之间的睿智选择。题目中的“病”字以引号标出以示假病、托病之意。且先不做医学上的讨论，单是从为人上来说，叶君对孙犁的误读也可谓是失之千里。孙犁为人为文十分坦诚，生命历程中几次萌生的对异性的爱恋全部坦然成文，毫不隐瞒，对自己是在没有措施也没有钱的情况下才参与抗日工作的原委也如实道来，不加粉饰。正如王彬彬教授所言：“要做到孙犁这么的坦诚是不轻易的。这么的坦诚中，有一个精神在闪光。这么的坦诚，是一个稀有的为文之道，也是一个稀有的为人之道。”2有老好友写有关她的文章，多有伪饰和小误，如说孙犁写小说时老伴给她端茶送水加衣服、将孙犁在长仕下乡时同住一屋的驴误为马之类，孙犁也撰文一一指出、纠正，且说：“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今有些人，经常忽略细节真实，而侈论‘大致真实’，此空谈也，伪说也。”3能够想见，孙犁这么一个坦诚求真的人，是断不会假病、托病而欺世的。退一步假设，若孙犁真是假病、托病以避一时之政治风云，那她在晚年散文中也会将假病一事和盘托出。比如，她就写有散文说自己不好参与宴会，常以病推辞4，也写过文章说她在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大会上被推讲话时，“以有病辞”5。
　　毋庸置疑，孙犁的病是真病。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孙犁的病是“神经衰弱”吗？正如叶君所分析的那样，孙犁的病和社会环境、政治气候的改变有着亲密的联络。而“神经衰弱”是器质性的神经组织病变，不可能伴随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改变，更不可能伴随“文革”的结束而自愈。那么孙犁到底是患了什么病？为何医生们全部给出“神经衰弱”的诊疗？这么的诊疗掩盖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而孙犁真实的病情和当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必需先了解什么是“神经衰弱”，尤其是“神经衰弱”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一、中国特色的“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作为一个医学术语，最早出现在北美，并于20世纪早期在整个西方世界被广泛使用，但“最终作为一个伪科学而消亡”6。在上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中，因为西方学院派精神医学教授施加压力，“神经衰弱”这一病名最终去掉。迫于国际压力，在本世纪初中国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疗标准第3版中，也不再有“神经衰弱”的条目。
　　但在20世纪的中国，“神经衰弱”曾是精神医学门诊最常见的诊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这么多的“神经衰弱”患者。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神经衰弱”这一概念在美国已不被官方认可，欧洲国家也不再使用时，中国的“神经衰弱”患者依然数量可观。为此，美国的精神医学教授凯博文教授和她的妻子汉学家琼・克莱曼一起，曾于80年代两度来到湖南，对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科的100名“神经衰弱”患者进行了临床研究。凯博文教授对这100个病人使用1980年出版的美国精神障碍诊疗和统计手册第四版进行诊疗以后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果：在这100个被中国医生诊疗为“神经衰弱”的病人中，有93个被她诊疗为抑郁症，且有87个是重性抑郁障碍。这些病人在接收了抗抑郁诊疗后病情多有好转，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仍不能接收抑郁症的医学解释，包含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科的医生们也不能接收。7
　　当然，我们能够说，不论是神经衰弱，还是抑郁症，全部无非是对某种病痛的医学命名，同一病痛在不一样时段、不一样国度、不一样语言中，也能够有不一样的命名。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神经衰弱和抑郁症这两种不一样的文化建构中，它们的意义是截然不一样的。神经衰弱是指一个神经性障碍，是因为大脑或神经功效的减退、衰竭、丧失引发了人体的不适，包含疲惫、疼痛、易怒、情绪不稳定、失眠、多梦，等等。抑郁症则是指一个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是因为部分社会问题如工作、家庭等原因造成长久精神压抑，而出现了一系列躯体化8症状，也包含疲惫、疼痛、失眠，等等。二者所指的生理症状是相同的，但认知模式则完全相反：前者是生理―精神的生物学建构，后者是社会―精神―生理的人类学建构；前者将病因归结为人体组织的器质性病变，后者将病因归结为社会问题；前者将诊疗的对象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