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二十年,两场亚运,三位女士亚运.docx

二十年,两场亚运,三位女士亚运
亚运双城记 　　1990年北京亚运会,10岁的我读小学5年级,为亚运捐了钱,还站了街,而且像我的父母一样,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尽管我离北京很遥远。 　　2021年广州亚运会,30岁的我工作了9年,没为亚运捐钱,也没站街,对亚运的兴致也趋于平静。尽管我已被贴上“广州人”标签多年。
　　1990年荒凉的北京亚运村现在已被收纳在四环以内,2021年的广州亚运城,则在描绘着若干年后广州的另一个城市中心画卷。
　　20年,两座城,两届亚运会,我是个一般、真实的经历者。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而立的成年人,中国也从落后的经济体变成了世界老二。从20年前的全民狂热到20年后的坦然平静,这背后既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的浓缩,更是民众心智的开放和包容的集中表现。
　　就像两届亚运亲历者、广州市形象大使尹捷说的那样:“在一般老百姓这个层面,北京和广州两届很不一样:在20年前,你愿不愿意做亚运,是由组织选择的;但20年后的广州,是组织去发动你,但最终你是否愿意投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相比20年间的经济成就,这更珍贵。
　　二十年,两场亚运,三位女士
　　1990年,北京广播学院女生尹婕是北京亚运的社会服务人员,此时26岁的关渭贞正夺得了北京亚运羽毛球比赛的女双金牌;比她们更年长的,靠近40岁的黄宽柔,是北京亚运的开幕式的主创组关键编导之一。现在这三位巾帼之花,再一次参与亚运会,回首各自的亚运人生,双城岁月,她们的所见、所思、所做、所变,就如同中国一代人的20年,可谓天翻地覆。
　　10月25日晚,距广州亚运开幕还有18天,晚风微凉。刚从亚运城工作中赶回家的尹捷,穿着白色的针织衫,走到住宅周围的珠江边。
　　尹捷在这一带住了十年。这里曾经有一家小学,一道引桥,部分民房,一座码头。半年前,因为迎接亚运,小学、引桥和民房全部被拆除,江边修起了绿化广场。这晚,看着新装的豪华街灯,熙攘的游人,老街坊尹捷也不由得惊讶了―“变得真快。真想不到。”这位广州市形象大使对南全部周刊记者感慨道。
　　感慨的不单是尹捷,改变的不单是广州。从1990年到2021年,亚运在中国由北至南,改变了当初的北京,也改变着现在的广州。像尹捷这么,曾经在北京和广州生活,并参与两地亚运的广州人,“Asian games”在她们人生历程里,也抹下了浓重的笔墨。
　　1990年,当尹捷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女学生,为北京亚运服务的时候,26岁的关渭贞正处于羽毛球竞技事业的顶峰期,夺得了北京亚运羽毛球比赛的女双金牌;比她们更年长的,靠近40岁的黄宽柔,作为北京亚运的开幕式的总编导之一,成就了那场一代人历历在目标相聚在北京。
　　现在这三位巾帼之花,再一次参与亚运会,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新职业――主持+新闻讲话人,体委官员+亚组委组员,大学老师+场馆展示经理。回首各自的亚运人生,双城岁月,她们的所见、所思、所做、所变,就如同中国一代人的20年,可谓天翻地覆。
　　80年代,京穗青葱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尹捷全部在学生生涯里度过。上北京读大学前,她住在广州东山父母单位的宿舍楼,放学回家烧蜂窝煤帮做饭,没事就打打乒乓球,在池塘边玩。“那时的女孩子,想法比较单一。同学写作文,全部是‘走过校园,朗朗的读书声,勤奋学习,老师辛劳栽培我们……’那样的模式。但我不想这么。我会写学校里的荷花塘,然后描绘一个老师的身影,然后我和她的身影对话。”
　　和全部在那个年代长大的广州少女一样,尹捷会骑着自行车到西关和河南“兜风”,到了夜晚,则是“集体”到他人家看电视。当初,广州部分有条件的人家开始购置彩电。尹捷和其它孩子一样结伴看电视,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排球女将―当初的中国女排不论在北京还是广州、从官方到民间全部备受推崇。
　　建设中华,为国争光,社会涌动着这么的热情。在1980年代,优异的运动员是社会上风行的偶像。比尹捷大五年的关渭贞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初(1980年代以前)大家的出路没现在多,当运动员是比很好的选择。我曾经早上6点就要去训练,在体校还要天天用桶打水洗澡,喂猪,出早操。”这个现在任职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的前世界冠军说:“当初还听说郊外有土匪,女孩子挺害怕,我还四处探询。”
　　关渭贞出生在广州的沙河地域,并曾到瘦狗岭的市中心体校驻练。过去,这些邻近天河的地域全部属广州的市郊,现在已是广州的中心。不过关渭贞并没有亲历天河城市化的巨变:1980年代初,她上调到国家队,今后开始了以北京为中心,并飞赴世界各地比赛的生活。
　　在北京集训,生活比广州要好出不少。关渭贞还记适当时的黄瓜是15元一斤,还得过节才能买到。她也分配到中南海标准的伙食,出国用外币购置当初我国稀缺的电器。在1980年代连续取得多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