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无法解构的素朴人性倾城之恋灵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唯一结局完满的小说。小说中一对“小奸小坏”的男女各以其机智和伶俐进行着一场以婚姻为目标的角逐,最终因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成全了这一对“平凡的夫妻”。小说“机巧、文雅、风趣”①,充满着张爱玲式的机警狡黠,男女主人公似乎为调情而调情,即使终成眷属,也逃脱不了张爱玲式的戏谑和悲凉。但小说的冰山一角――张爱玲在小说中蕴藏的素朴人性却长久被误解忽略,这使寂寞的张爱玲愈加寂寞,也愈加卓异。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曾说:“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和流苏俏皮话的玩味和赞赏,而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的烦恼。”②我们细读小说就会发觉,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精刮自私浮浪的外表下却潜藏着一个无法解构的素朴人性:追求现世的安稳。
小说构建了白流苏的三次出逃,每一次出逃全部显示着对现世安稳的寻求。第一次出逃是对封建传统的背离,在小说开始时已完成。白流苏因不堪丈夫的打骂虐待,离婚回到娘家。女儿出嫁似水泼出,不能回流,一旦回流将造成原有家庭秩序的错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化积淀。即使经"五四"人文主义风潮的冲击,离婚在当初中国社会已并非洪水猛兽,但对于白流苏娘家这么一个充满腐朽没落气息的旧式家庭来说,在其心理层面依旧是难以认同的。白家最初的仗义和其说缘自亲情,不如说是缘自面子,当面子被时间磨砺剥蚀,显现出的家族人性对女性将是拒绝和排斥。白流苏归家是期望一个安稳的收留,但哥嫂的自私强迫、指桑骂槐,母亲的漠不关心,让她以为“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想暂做稳奴隶,而现实不给她做奴隶的土壤,何况白流苏并不是个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角色,她不甘心永远受制于人,她有一个为捍卫自我而反抗的勇气。这就加剧了她和现实家庭的矛盾,加重了她的绝望和幻灭。
第二次出逃是应徐太太(实际上是范柳原)之邀到香港。对于白流苏,这是一次求现世安稳的赌博,用身体和名节进行的赌博。她和范柳原的认识是一次错位,将她们联络在一起的契机恰是“妇德、妇容、妇工”以外的东西――她会跳舞。这一举动和她现世生存的环境组成了巨大的反差,白公馆“用的是老钟”,“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一千年同一天差不多”,单调无聊古板,无一丝亮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所谓“大家闺秀们”,她们的全部教养全部来自旧的文化、旧的生活方法,根据旧的信条,她们只能待字闺中,出去交际被认为是有损身份的,这造成了宝络们的悲伤。而白流苏曾跳出过这个环境,感染了一点外界的新鲜,因此有一个有别于公馆中其它人的眼界 。我们能够想见,白流苏假如一味枯守着腐朽的生活方法,恪守封建妇德,即使丈夫再撺掇,她也极难说有学习跳舞的勇气。可见在白流苏性格深层,有一个追求新奇、追求飞扬的大胆人性,这一点是她战胜宝络、被范柳原注意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大胆人性使她在前途未明的情况下,就毅然破釜沉舟赴柳原之约的潜在质因。这次出逃,表面看是为“出净胸中这一口气”,实则是想寻求一个可依靠的稳定的归宿,逃出现有家庭的绝望和无着。
第三次出逃是从香港返回上海。当初,因为在香港一个多月和范柳原形影不离的交往,闹得沸沸扬扬,而范柳原不动声色,一味挑逗试探,总不给她明确的定位。她的自私机警和女性对男性固有的恐惧,怕“迁就了她”,“前功尽弃”,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中,她需要一个牢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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