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文学的阐释和阐释的文学文学的狭义阐释是.docx

文学的阐释和阐释的文学文学的狭义阐释是
内容提要　楚辞章句中存在着散文注文和韵体注文两种形式，其中韵体注文应出于王逸的有意发明。它最初是脱离于原文独立成篇的，属于纸书替换简帛文书之前的经传分离的注释体例。从这一角度考察这类韵体注文，能够发觉并解释王逸注文和经文不完全相合的特点和相对独立的文体特色。这类相对独立的释读文字含有助读、欣赏、评点多个功效，是一个伴读式欣赏；它是对原作的再发明，本身也含有文学价值审美意义，还是一个特殊的文学批评方法，表现了早期文学批评的基础特色。
　　在古代文论文件中，有一部分材料一直不大为人关注，这就是各类诗文注本中的串讲。这种串讲往往是为初学者而作，多是对原文的复述和解释，极少有理论色彩。不过，作为口头教学的统计，它既是最早的一个著述方法，也是最早的批评方法。自汉儒注诗骚到明清文人评点诗文，历代相承，累积了相当丰厚的文件，包含了部分主要的文学史信息，表现了特定时期文学的接收心理、传授方法和文学风尚，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个独特的存在方法。另外，即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它们本身也有显著的审美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文体。所以，清理这部分材料，对于详细认识中国古典诗学在阐释学方面的部分特点，是很有意义的。以下即由王逸楚辞章句中“韵体注文”为例来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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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著述体例上看，王逸楚辞章句深受汉儒注释方法的影响，属章句体著作。但楚辞不是儒家传统经典，因此，注释文字和汉儒注经之作仍有不一样，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文中有很多整齐的韵文。清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章句)提要已注意到这一点：“涉江以下，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韵，如‘哀愤结�，虑烦冤也’，‘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结屈，如连环也’之类，不一而足，盖仿周易・象传之体，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对这个问题，蒋天枢先生曾作过详细说明：“王逸依据楚辞原书而为章句，其十六卷中各篇，大全部遵照汉人释经旧法，先训解文字，次诠发大义，证以实事，并列举众说。惟九辩、抽思、思美人、惜往日、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九怀各篇中，全篇或大部分，前后以错落之韵语为文，韵语间时又杂以较详之解释，此则汉人传注中所罕见”。她还从注释学角度对之提出了批评，“凡用此形式以诠说者，或不能严格根据原文词意而为之说，所用非经注正体，其中所失尤多。此种别出心裁之注文，倘非依傍全部正文，正不知所谓。其第十七卷章句汉字体尤不纯，词意间和前十六卷亦不类，或附入九思后其它人为之注邪”。这里指出了这类韵体注文的部分特点一、非经注正体；二、注文有散体和韵体两种形式；三、韵体注文并不严格对应原文，多是注家的创作。唯因如此，自宋以来就有些人怀疑这类注文可能不是出于王逸之手。
　　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九思序注曰：“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徒为之尔。”子成父书，在汉代不乏其例，如司马迁继承父司马谈之志完成史记，班固承父班彪之作完成汉书，全部是经典的例子。但本书可能不一定属于这一情况。后汉书・王延寿传言“子延寿，字文考，有�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唐李贤注曰：“张华博物志曰：王子山和父叔师到泰山，从鲍子照学算，到鲁赋灵光殿，归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这一材料表明王延寿“早惠”，少时已经有作品传世，二十余岁即逝。依博物志记载，死在王逸之前。假如她增改了王逸楚辞章句，也应该在王逸在世之时。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也乏见旁例，故此说难信。
　　不过，现存楚辞章句在体例和语言风格上确实存在着不统一的情况。如我们在离骚和抽思中各选择一段语言相近的内容(括号内是注文)，加以比较：
　　二者的原文大致相同。前者仅对部分疑难字辞作注。有疑则注，无疑则阙，以后者却是逐句加注，比较讲究和原句的对应关系。另外，韵体释文和散体注文在注解方法上也是不一样的，韵体注文，对字辞典故解释极少，绝大部分只有一句话。同一本书，对近似的语句作出如此不一样的解释，似非一人所为。其实，这一疑问可在王逸离骚序中找到答案。她对本书注释体例作了以下说明：“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王逸指出其书有采取了刘向、刘安、班固、贾逵等人的离骚章句之“旧章”和“经传”，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应属旧注，而王逸注文则为新注。前后注文的不统一，也能够解释为新旧注文不一致造成的。
　　王逸自言：“作十六眷章句”，而传世之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多出一卷即是王逸九思。九思序曰：“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终没以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和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和凡有异，窃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