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不是护身符护身符
“恶搞”并不是一个术语,所以它并不表现对这一系列亚文化现象的归纳,而只是一个自发的自我表示。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词组成部分之一“恶”,在单独成词的时候表示一个强烈的价值判定。
一批诗评人在南京的某次研讨会上,对2021年的中国诗歌界进行研讨,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张“2021年诗歌排行榜”。因为作品被排列在“2021年度庸诗榜”的第一位,诗人孙文波在接收采访时指排行榜编制者“没有资格”,并将这一排行榜斥为“恶搞诗歌”。
胡戈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将“恶搞”一词引入大众的视野。随即,这个词就以燎原之势,替代各个竞争者,成为对一系列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概括。和其它概括方法,比如“戏仿”、“解构”、“拼贴”不一样的是,“恶搞”并不是一个术语,所以它并不表现对这一系列亚文化现象的归纳,而只是一个自发的自我表示。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词组成部分之一“恶”,在单独成词的时候表示一个强烈的价值判定。和“坏”不一样的是,“恶”被放置在人类一切价值和善的东西的反面。它的最轻微表现“恶心”,全部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东西。这么一来,“恶搞”的提倡者就将自己放在了危险的位置上。网络亚文化中主动的文化创立活动全部被一个“恶”字掩盖。在此基础上,一个网络亚文化的表示方法,成了词语的大棒。
作为一位作者,孙文波其实有更加好的自我辩护法。她本能够更轻松地化解面前的问题:评选者有评选者的道理。但作为一名诗人,我只管写我的诗。在这里,不但和沁园春无关,也和她人的评价无关。她甚至能够选择缄默。可作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的领军人物,孙文波在正面回应这一事件时却抄起了这支词语的大棒。
孙文波被列入“庸诗榜”的作品,是和沁园春无关。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全部不能算是一首“好诗”。和之同列的作品,诸如李伟的章子怡漂亮不漂亮、宫玺的它们认为谁也没有发觉,不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全部足以心安理得地被贴上“庸诗”的标签。
诗人白桦在就这一事件接收采访时说,诗的评价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无法分别基础的好坏优劣。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评论者或许无法准确地说出褒贬的理由,却能够对诗歌作出基础判定。白桦举李杜的例子,试图说明对诗歌评价的标准一直在发生改变,但这恰好反过来说明,评价诗歌的好坏,应该抛弃诗歌以外的内容比如“恶搞”或“炒作”的讥诮,回到诗本身。更何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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