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村”与乡野聚落.docx

魏晋南北朝的“村”与乡野聚落
　　【专家视点】    
　　东汉之前，今天意义上的村落，常以“聚”“里”“格”或“庐”等来命名。其中，“聚”最为常见，它又与“落”连用，称为“聚落”。《汉书·沟洫志》载，民众沿黄河边上可耕田之处，“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赵充国在青海一带招抚罕羌，行军至当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从其实指来看，“聚落”并非城邑，而是后世意义上的村落。汉代开始，聚落进入国家行政视野的频率越来越高。《汉书·地理志》中列举了二十多个聚落名；《后汉书·郡国志》中，聚落名增至五十七个。不过，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尚未见到“村”字。
　　现存典籍中，“村”字最早出现于《三国志》，共两次。其一为《郑浑传》载：“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其二为《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两处记载至少说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村”字已经开始被使用。东晋的文献中，“村”字也时有出现，如法显的《佛》载：“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葛洪的《抱朴子》卷五《茅君》载：“此村中诸已死者，谁可起之？”文人诗歌中也有一些，如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等等。诸如此类，既不太多，也不罕见，这是“村”字开始出现时的状态。
　　关于以“村”作为乡野聚落名称的起源，很多学者作了相关考证。日本的宫崎市定认为，“村”字由“邨”演变而成，后世所谓的“村”与屯田产生有关。宫川尚志在《六朝时代的村》中进一步指出：“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军事防卫的目的，此后演变成征税、治安等施政对象。”两位学者都将“村”的起源归结于军事原因。从魏晋时一部分村落的形成来看，确实如此。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实力雄厚的乡里大族多率领百姓逃亡山野之间，修筑坞壁以求自保，有时也称“坞”“壁”“垒”“坞堡”“壁垒”等。由于“坞壁”在选址时，就将耕作生产的因素考虑进来了，所以即使与外界隔绝，民众也可以自给自足。
　　“村”字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通常与堡、坞等并称，也可见其军事防御性特征。《魏书·尔朱荣传》载：“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晋书·李特传》载：“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可知，当“村”与“坞”“堡”连用时，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而战乱消除之后，坞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遭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变成了普通的乡野聚落。这一影响甚远，有些文献中，即使是“村”字被单独使用时，仍可见到其军事痕迹。《魏书·杨播传》载，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杨侃前往讨伐，并昭告被围困村民：“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从“各自还村”“不降之村”
等表述来看，此处被围困之村显然具有军事防御功能。“村”字的起源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村落的形成，都与军事战乱原因有关，这一点当毫无疑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被广泛应用于乡野聚落的命名，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世家大族向乡野蔓延，出现了许多新的聚落；二是新出现的汉字“村”字逐渐普及。新兴的事物需要一个新的名称，于是原本与军事相关的“村”字就被用来命名新起的聚落，并对传统的聚落产生了影响。《颜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