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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一生三劫戴厚英
戴厚英。图｜叶永烈
一生三劫戴厚英文｜《中国新闻周刊》叶永烈
本文首发于2016年12月12日总第784期《中国新闻周刊》
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惨死，是她58岁人生之中的最后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双双遇害。8月28日，我应香港《明报月
刊》编辑部急约，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次日见报。分两次刊登的《从〈诗人之
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认为是关于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实的报道。
其实，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
采写过三教九流，却几乎不采写同行──我特别忌讳写上海同行，特别忌讳写年纪相
差不大的同行，特别忌讳写异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处于这“三忌讳”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女作
家。
促使我打破常规去采写戴厚英的，是突然降临到她头顶的那场暴风急雨。
“孤
雁”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处于争
议漩涡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人们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却并不知道
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先是读完了《人啊，人！》。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接着，在北京
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又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
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当时处境困难。她自称“孤雁”“独行侠”，几乎不与上海作家来往，也几
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我想先写报告文学《闻捷之死》，以这个话题切入，再进一步写
她本人。
她所在的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整座城，
光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我预
料这样敏感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门了，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刚进大门，一辆邮车驶过，往传达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邮
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种》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上面用毛笔写着“戴厚
英”。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楼的四楼。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
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约20多平方米，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
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戴厚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桀骜锋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脸色有些苍白，戴着银丝
框眼镜，五十岁模样，一头直梳短发，脸上皱纹已很深，皮肤黝黑，一件灰白相间样
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她，谈了一
个多小时。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
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
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
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