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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国宝大营救:省港大营救中孕妇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笔名西谛、郭源新等。早年和共产党人瞿秋白、李大钊和文化人士沈雁冰、叶圣陶等交往亲密。曾任复旦大学汉字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她不仅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也是文物收藏家，为国家保护、收藏了不少珍贵古籍、字画及古钱币。
　　陈君葆1898─1982，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汉字学院教席和大学秘书。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和当初到香港的中国政要及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亲密的交往，其中包含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许地山等。1941年还参与了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是香港文化界著名人士。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郑振铎曾经长久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陈君葆关键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两人相距遥遥数千里，相识于1939年国家危难之际，但神交以后，直至1951年才在北京首次握手见面。那么，她们是怎样相识的呢？又是什么令她们有如此亲密的交往并结下深厚友谊的呢？这一切，还得从3万册珍贵古籍说起。
　　珍贵古籍结友谊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上海。国难当头之际，部分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纷纷逃亡。不过对于那些既不能衣、也不可食的陈旧故纸――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却甚少人去关注。如藏在南京中央图书馆的3万册善本书，这些古籍是郑振铎、张元济等人多方设法，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花巨款购置的，价值不菲，而且大多是明版罕见本或绝本，万一遗失，就无法再购置或重版。怎样保护这批极为主要的文化瑰宝，就成为郑振铎等人的头等大事。
　　当初热忱保护这批珍贵古籍的有郑振铎和徐森玉等人。她们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设法为这批既沉重又脆弱的珍贵书籍寻求安全出路和安身之所。当初，最理想的措施是将这些古籍直接运至中国大后方，但鉴于当初的交通条件和险恶的时局，并不轻易办到。而比较可行的是先运到香港，再转至缅甸仰光，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这迂回辗转艰辛之路，确实费了当事者一番苦心。可是，书寄到香港，总需要有一个接收的地方和对应的人事安排。最终经多方考虑，将香港大学图书馆确定为这批珍贵古籍中转安置的场所。恰好当初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任港大汉字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又担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汉字系讲师。这么，许地山和陈君葆就成为接收这批古籍十分适宜的人选。
　　从1938年起，徐森玉和郑振铎便将古籍前后一包包邮寄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为了接收和安置这些珍贵古籍，许地山和陈君葆经常亲自跑到码头以至船舱去交涉和提运，在当初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经常以步代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许、陈二人为了保留好这些国宝，完全不辞劳苦，亲力亲为，甚至废寝忘食，努力去完成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义务工作。陈君葆甚至还曾亲自将徐森玉寄来的文化瑰宝──汉代木简，送到香港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去存放。其对此事的热忱和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寄书者只能力争立即寄出，以摆脱险境，来不及加以整理。所以，当书籍抵达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后，还需要整理才能发运。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到1940年年底，郑振铎从上海前后寄抵香港的线装书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