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赏析.doc

佟童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6年。当时，秦已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于公元前228年破赵(秦灭赵是在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的大势已定。地处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当初，燕王喜为了结好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为人质。而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232年逃回燕国。为了抵抗强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了报“见陵”之仇，太子丹想派刺客去劫持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或者刺杀秦王嬴政，使秦“内有大乱”，“君臣相疑”，然后联合诸侯共同破秦。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荆轲刺秦王》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一个“刺”字展开，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从人物对话、神态、动作的描写和场面描写两方面得到栩栩如生的表现。
(一)开端(秦将王翦破赵──愿足下更虑之)：行刺缘起。
文章一开始，就连用“破”“虏”“收”“进”“略”“至”六个动词，写出秦军所向披靡，燕国危如累卵的形势，使故事一开始就笼罩着紧张的气氛，为后面故事的展开定下了悲剧的基调。太子“恐惧”，心急如焚，“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一语，婉转含蓄，微带责难，使他与荆轲之间的矛盾也初露端倪。荆轲在此危难之际，毅然回答，“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体现他“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精神。然而“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他提出要取信秦王，则非献“樊将军首”和“燕督亢地图”不可。主人公一亮相，就表现出他勇而多谋、城府很深的性格特点。但由于太子丹“不忍”，与荆轲意见分歧，事情起了波折。
(二)发展(荆轲知太子不忍──终已不顾)：行刺准备。
这一部分包括准备信物、利刃、配备助手、怒斥太子、易水送别五个场面，其中“准备利刃”“配备助手”是行刺的必备条件，然属次要情节，只一笔带过。其他三个情节均突出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特别是“准备信物”的关键是激樊於期献头。荆轲体谅太子“不忍”，果断地决定“私见樊於期”。一席对话，先动之以情，激起樊对秦不共戴天之仇；然后晓之以理，说明此举一可报仇二可解燕国之患；最后告之以谋，让樊於期明白自己的行动计划。荆轲推心置腹，以诚感人，三言两语使樊於期
“仰天太息流涕”，继而“偏袒扼腕而进”，甘心自刎献头。这一段对话和动作描写，展示了两个异中有同的人物的精神风貌：两人都是燕赵慷慨之士，一个侠肝义胆，果敢勇决，擅长辞令，老于心计，侠士风度跃然纸上；一个义勇刚烈，热肚直肠，武将形象栩栩如生。
“怒叱太子”表现了荆轲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古来侠士，一诺千金，而太子疑其“有改悔”，开口“先遣秦舞阳”，这种不信任之举无异于是对荆轲人格的侮辱。“士可杀而不可侮”，荆轲一反平日之谦和，“怒斥太子”，正是他刚烈性格的表现。太子“迟之”，“疑之”，“复请之”，一方面表明他在大兵压境之时的惊恐、焦急，同时也说明他浮躁多疑，谋事不周，恰好形成对荆轲的鲜明反衬。
“易水送别”拉开了慷慨悲歌的一幕，是“行刺准备”中的高潮。“皆白衣冠送之”，一笔道出一场生离死别，加以萧萧易水，变徵歌声，垂泪涕泣，形成一种凄惊悲怆的氛围，使人预感到事有不测。然而作者笔锋轻转，“变徵之声”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悲凉变为悲壮，低沉变为高昂，生离死别变为同仇敌忾。这慷慨悲歌的场面，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去赴汤蹈火、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