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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读后感
读《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的心情是激动的。书中以法源寺这一实体的存在，自康有为讲起，时序贯穿清末到民国初立，焦点集中在几位改革运动里的灵魂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等，牵引出对时局变化的行动，尤在个人思想与两难的关键问题上，大幅着墨，并解诗以明志，将纠结缠绕的问题，从不同观点辩论，抽丝剥茧。李敖充分运用娴熟的知识为根基，而写出这本以古现今的小说，令人大叹过瘾。
其中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谭嗣同与梁启超关於佛学出世与入世的讨论。母亲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过去我深受影响，有着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未经深究过的想法，难免显得浮泛。上了大学，受到老师影响，兴趣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并且如同老师说的：学术若非有益于人民，也就失去本身的价值。一直以来，虽然知道佛教的出世，并非无所不为的消极，但因孤陋寡闻的缘故，处理不好入世与出世的问题。我总认为，达到超脱成佛的境界，太难。倒不如丰富知识，对於复杂的、经济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存着一颗与人为善的佛心，也就够了。但是，这本书却给了一个极有近利的解释，原来，寺庙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这对於母亲和我之间的歧异，有很大帮助，而且佛学的博大精深，更让人有倾心钻研的动力，而不仅是狭隘地仪式上、私人性质的为己谋福而已。
另一耐人深思之处，则是谭嗣同舍生就义的意义，在书中占了极大篇幅。过去，少有人真正对戊戌六君子的死，给予探究。但他们的成仁，在当代的求变风气中，确有不可轻忽的影响。而我比较赞同，谭的死，说明了维新的不可行与革命的必须。然而，亦如书后，关于康有为是否为一褪色的改革派争论，康真的是先知，他看出了革命的惨烈，预言了中国直到1960年代，依旧滴不尽的鲜血。然而先知毕竟只能在洞识上，超越前人，却难以要局势跨过悲剧。时代的要求，万众会相呼以应，却鲜少有人看出再接下去的难题。况且，外在因素加在中国身上的急迫性，使得先知们注定孤独，而中国也只能一路浴血而行，在挣扎中颠颠踬踬的站起来。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以古谏今的意味，当我看到书末李敖所提的完书地点：中国台北。在书里，谭嗣同向大刀王五等粗人说的满汉之分、种族之辨，就强烈地暗试着所谓省籍情结与统一、xx等议题。对我而言，中国两个字是广义的，具强烈的文化内涵，是自大陆辗转来台的人们身上，永远的精神母亲，也可说是民族的意义，不专指上的政党，更是血缘的源头处。而省籍情结的问题，的确是看个人如何定义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