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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1

“三苏”父子当时以文章冠天下,但
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却极为重视,不仅
苏轼晚年认为自己“一生得意处,惟在‘三
传’”(《东坡易传》、《书传》、《论语传》),
就是蜀学阵营中的成员也持这种观点,如
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
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
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
卑之尔!”至于蜀学的基本特征,历代多有
论述,基本认为是会通诸家,以儒为本。
四库馆臣在综论前代的学术时,也这样评
论蜀学:“苏氏之学,本出入于二氏之间,
故得力于二氏者特深。”全祖望则特别重视
其中的两家对蜀学的影响,认为,“苏氏出
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在这些评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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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权威的还是朱熹的评论,他说苏氏“早
拾苏(秦)、张(仪)之余绪,晚醉佛老之
糟粕”,认为蜀学是“学儒之失”,是不得
其正而流于异端的杂学。今天看来,这样
的论述恐怕不符合蜀学的实际,简单的一
句“三教合一”,对于研究苏轼的思想也不
会有太大的益处。
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与宋学的主
流——理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疑经
方面表现为重变,在重视对理的阐发时发
展出了重情、重自然的一面,在“三教合
一”的方法论上,不是单向的吸收,而是
以情为本进行多维整合。《东坡易传》是蜀
学的核心著作,对当时和后世曾发生过很
大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研究,侯外庐的《中
国思想通史》提及时也是冠以“唯心主义”
草草了事。实际上,《东坡易传》在关学、
闽学、蜀学、洛学、新学诸学中独树一帜,
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这里仅就其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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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情本论思想加以探讨。
宇宙生成论是《东坡易传》的一个基
本主题,在有如何生于无、有与无的关系
上,苏轼并不像《老子》那样认为“有生
于无”,而是将运动看成是有与无之间联系
的方式,将道的本质规定为运动,即“易”。
苏轼在解释“生生之谓易”时说:
“无得无丧,无吉无凶”的“道”是
人的经验感受不到的,人所能感受到的,
是“物转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的
“易”。圣人作《易》,是为了“尽得丧吉
凶之变”,因此,“道”不是僵硬的,不是
外在于人的,而是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
生着的“易”。更应该看到的是,“得丧吉
凶”是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
(“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在苏
轼那里,“道”与“一”是同一个概念,像
对待“道”的态度一样,认为“一”是“不
可执”的,他说:“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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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
矣。”如果懂得了“一”“不可执”而“莫
之执”,也就差不多了。既然这个无善无恶、
无止无动的抽象的“一”是不可捉摸的,
苏轼就采取了存而不问的态度,那么,什
么才是“可执”的呢?只有具体的事物、
活生生的情感才是可以把握和依靠的。
上述思想在人的性命论问题上得到了
充分的发挥。在论及何谓性时,苏轼说:“君
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
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善
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
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
是岂非性也哉!君子之至于是,用是为道,
则去圣不远矣!”苏轼认为人性是不可移易
的,“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恒定
不变,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人性
的基本特征。朱熹作《杂学辩》攻伐诸家
“异端邪说”,首选苏轼,他对此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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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意味深长:“苏氏此言,最近于理。夫
谓‘不善日消,而又不可得者’,则疑若谓
夫本然之至善矣。谓‘善日消,而有不可
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良心之萌孽矣。以
是为性之所在,则似矣。”朱熹知道苏轼所
说的那个不变的东西并不是天理,恐怕是
“与犬羊之性无以异”的动物的“自然性”,
所以,朱熹对待苏轼人性论的态度是十分
微妙的,他一方面对苏轼人性论的深刻之
处不无觊觎,另一方面,他又对苏轼人性
论的内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他连用
两个“疑”字。朱熹的眼光是利害的,参
之苏轼的其他论述,可知苏轼所说的人的
这个恒定不变的东西就是人的本真情感。
例如,苏轼在《扬雄论》中说:“人生而莫
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
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
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在《韩
愈论》中,苏轼说:“喜怒哀乐,苟不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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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
也。”这些都说明苏轼将人的本真情感看作
人性的。
关于性命之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孟
子·尽心下》中的一段论述:“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