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美学散步》读书笔记近读宗白华《美学散步》,发现这本辑了二十多篇短论的小册子里,包含着许多极精妙见解,往往引人再三思量与体味。譬如《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篇,宗先生谈到中国画的境界。他说, 中国画是虚灵的,它追求气韵生动,以显现生命的节奏、及宇宙万象变化的节奏。这是一贯的看法。六朝齐的谢赫曾写《古画品录》,讲绘画六法,即以气韵生动为上,骨法用笔次之。两者相得益彰,便构成了中国画以外取骨相神态,内表人格心灵的重要特点。宗先生把这特点归于《易经》的宇宙观,并循此把书法、诗、画作为生命的艺术,融于一炉。可见,中国艺术的境界,其渊源基础在于哲学。而哲学,偏于老、庄一派,到魏晋时候更成为探求玄理之学,对宇宙、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析理与思辨。由此,联想到那时代的风尚,以及从书、画发展至文的一些美的理想。首先是人物品藻。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就是有的。不过魏晋时的人物品藻,与从前不同。那时代议论人物,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其中懵懂而生的,是对个体美的意识。譬如风骨,便是人格个性美的一种。一个有风骨的人, 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这正是那时代共同欣赏与尊重的。后来, “风骨”用于艺术,成为一种境界之美。于是绘画上,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书法上,有所谓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之说。而做文章,则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 不能软绵绵、懒洋洋。对此,宗先生曾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里感喟: “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宗先生对于魏晋人的偏爱是显然的。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篇,他说: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近代中国,鲁迅亦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说,曹丕的那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除此二人,好像再没有谁在当时给予魏晋风度以极高的评价了。宗先生对于魏晋一代的钦慕与向往,在于它的“极自由”、“极解放”。他说, 这个时期使他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事实上,魏晋时期(即三世纪至六世纪)要比西欧发生文艺复兴的年代早千余年。而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全在于它们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人被发现了。从但丁的《神曲》开始,西洋诗歌里涌现出对人的内心的描写。人们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认识自己天性中也许转瞬即逝、也许永恒存在的才能。这里,人格的觉醒与魏晋人自我价值的发现与肯定,是相契的。人物品藻便是一例。按照宗先生的说法, 人物品藻的空气虽盛行于汉末,然而到“世说新语时代”,即晋人的时代,方才登峰造极了。也就是说,魏晋人对自我肉体与精神美的沉醉是浓郁而热烈的。同样,这个时代,世界被发现了。意大利人从饱含热情的探险与旅行里,获得一种科学的识见。这种识见让他们发现了自然的美丽动人处。欣赏自然美的能力逐渐发展,于是,对自然美深深的感受,在诗篇里洋溢开来。而对魏晋人来说,山水美的发现是与心灵融合在一起的。欣赏与赞叹是一面;虚灵的体会与玄理的思索又是一面。与西洋人实在的态度不同,魏晋人往往是天马行空的。他们以解放的、自由的心,逍遥游于山水间。所以他们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的艺术,譬如书法,便凝聚了真精神,意趣无穷。然而,魏晋一代与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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