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镜头外的记忆】汶川大地震.docx

我应该属于典型的山东人：论体形，算得上五大三粗，以前上大学坐火车，不用介绍和张嘴，人家就能猜出我是山东人；论性格，称得上直率豪爽，我属于心里憋不住事的人，喝酒不论杯子大小从来都是一饮而尽，即使有喝死的危险。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爹揍我也没哭过。虽然我算不上十分刚强，但还真没有流泪的记忆。 　　但是，这次临危请命，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的新闻采访，许许多多的所见所闻和经历，令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 　　 　　我是“记者”，大地震面前不能缺席 　　 　　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举世震惊。 　　我是5月12号15点从新华网上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就拼命地给四川电视台的记者邓凌云打电话，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但是电话一直没打通。直觉告诉我，这次地震的破坏性非同一般，职业的敏感告诉我，我该请战出发了。15：00左右，我向台长和主任同时发出了短信申请：请派我到四川前线实地采访吧。一个小时“漫长”的等待，我终于得到了领导的电话批示：“好样的！火速赶往地震灾区！注意自身安全，随时保持联系。”为了确保新闻的时效性，台领导又特别指派和我配合比较默契的老搭档王倩做出镜记者。于是，我们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准备机器设备，一人负责联系机票。与此同时，我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不间断地拨打邓凌云的电话，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基本情况。 　　谢天谢地！18点36分，终于拨通了邓凌云的电话，值得高兴的是，他和家人平安无事；然而，不幸的是，来自四川方面的消息说，震中的情况似乎很惨烈，一切通讯和交通都已经瘫痪了！出发还是放弃？3秒钟的犹豫以后，我在心底告诉自己：越快到达越具有独特的价值。地震对于人类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如此巨大的自然变故面前，新闻记者不能缺席，四川，那个叫汶川的陌生小城一带，应该有齐鲁电视台的话筒和我的摄像机！ 　　行程举步维艰。几经波折，在地震发生23个小时后，我和同事王倩到达了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下了飞机，看看手机，一点信号没有。在出租车上，司机师傅告诉我们，成都的通讯基本都靠小灵通和固定电话，手机几乎瘫痪。车窗外，高架桥下面躺了很多人，师傅说成都人绝大多数晚上都不敢回家睡觉了，要么睡在广场和马路边上，要么把私家车开到空旷地带，一家人在车里睡。30分钟后我们进入成都市区，瞅瞅马路两边，店铺全部关了门。对外接纳客人的宾馆少得可怜。几家还坚持对外营业的宾馆，也都挂了客满的谢客牌。 　　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找到了一家有空余客房的宾馆，房间是有，但在12层到15层。楼层太高，余震来了跑都来不及，没谁敢住。难道要把最宝贵的采访和赶往现场的时间都用来找宾馆不成？我一咬牙，住！我和王倩两个大胆而不要命的人，成了那天15楼仅有的房客。开门走进房间卸下行李的一瞬间，我的眼里一热。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名字叫“记者”。 　　 　　台长给我发来短信：我看新闻了，为你们骄傲 　　 　　战士打仗，必须到前线，新闻记者，也不可能龟缩在宾馆。稍事休整以后，我们直接赶往重灾区都江堰。夜色笼罩下的都江堰，一片死气沉沉，所有的建筑物里看不到温暖的灯光。马路两边不是一座挨一座的简易帐篷，就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帐篷和汽车成为市民临时的家。偶尔从帐篷里透出昏黄的烛光，显得很是凄惨，蒙蒙的小雨，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城市，徒增了悲凉。急救车、消防车、巡逻车在大街上来回穿梭，流动的车灯，给这个曾经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