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熙的评价.doc

对康熙的评价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 ,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 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 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 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 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 缩短了空间距离) 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大胆进行社会变革, 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 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 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而在国内, 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 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首先, 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 到康熙初, 正逐渐滋长。表现在: 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 生产规模扩大, 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 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 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 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 资本动辄数百万两; 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 在农村, 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 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 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其次, 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 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明朝将领大多降清, 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 翦灭不遗余力, 则孰为“君”, 孰为“臣”?一切都乱了套。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 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 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 ,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 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什么才更合理?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 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了“为万民, 非为一姓”的口号, 主张“以天下之权, 寄之天下之人”, 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 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 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 提倡地方自治; 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 为了“富民”, 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 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 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