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从语体、结构、修辞、语言四个方面论述了“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文体的总体特征。在语体方面,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政论体式、编者按语、结尾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及特征。“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在语体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政论色彩,它往往夹杂在诸如“专论”、“会议报告”、“评论员文章”、“短论”之中,以政论的方式来阐释文学问题。频繁的“编者按”和魇降慕嵛脖闶钦庵钟锾逯匾5耐庠诒硐帧S捎凇笆吣辍笔逼谖难批评文体强烈的政论色彩,所以在结构方面潜在地存在着“辩难体”的特征。当时,许多评论文章往往都是针对文学创作中的“错误倾向”有感而发的。本文还具体分析了“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修辞策略和语言特征。在辩难的过程中,为了彰显对方的“错误”,夸张成为经常使用的修辞格,排比和反问则是要造成浩大的声势来表明主流话语的正确性。“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语言特征则是批评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外壳。另外,本文还论述了“十七年”时期存在着的杂文式和漫谈式的文学批评文体。它们都是执着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宏大话语的一种回应和对主流文学批评语言的试图突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始终贯穿着“斗争”的线索,它的文体特征正是这种斗争环境下的产物。文章最后指出了“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文体对当下的建设性意义。关键词:批评语体;辩难特征;修辞策略;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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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语言已成为政治整合的有力和有效的工具。在黎之的《文坛风云录》中,著者以亲历当下,学术界对于“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涉及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研究。同时,由于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文学批评被局限在政治的范围内,甚至当时许多对文学的看法、观点往往是在论述政治问题时顺便提及的,文学批评缺乏丰富的多样性和个人的独创性。这无疑给研究者带来了困难。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文学批评缺乏独特性和审美性的现状并未彻底改观。因此,本文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及其时代内涵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于“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文体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涉及文学批评文体的论述散见于部分期刊中的文章和一些学者的专著。杜书瀛、钱竞主编,孟繁华著述的《中国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谌对姚文元的话语方式有简略的论述,王一摹督迨年文学语言札记》部分论述了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呤甏拇笾谌貉裕赋觥笆吣辍者的身份回忆了从入住中南海到中宣部被宣布为“阎王殿”这一时期中各次文艺批评运动的内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其中,也能看到文学批评话语的复杂性。程光炜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期摹文艺报氨嗾甙础奔蚵邸范浴笆吣辍笔逼凇段囊毡ā的“编者按语”有全面的论述。另外,在洪子诚的《百花时代》、陈顺馨的《夹缝中的生存》等著作中也有部分涉及。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是探讨“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文化意蕴和对当下批评文体的建设性意义。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大的方面来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文体的主要特征。首先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主流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这部分又分为四个小的方面:政论式的批评语体,辩难的结构特征,修辞策略及批评语言的特征。这部分从文体的角度指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从语体、修辞、结构、语言打造了一层僵硬的外壳,强大的政论语体取代了对文学自身的细微关注和探讨,政治话语和斗争思维成为辩难的表征和潜台词,强势的修辞选择营造了浓厚的时代氛围及其影响下的全民无意识,宏大话语和强势语气的表达成为政治认同和个人生存的策略。在“十七年”时期,许多人与其说因现实选择和政治遭遇而失语,毋宁说是因为语言的选择而失语。同样,这也使得另一些人因话语选择而在短期内成为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话语英雄”。文章的另一部分日
详尽论述了“十七年”时期存在着的杂文式和漫谈式的文学批评文体。这部分指出,“杂文体”和“漫谈体”,实质上是一批对现实职守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宏大话语的不同回应形式。前者在高举“手术刀”对社会进行解剖的同时也夹杂着些许浮躁,在锐利的言辞背后也隐藏着些许不安。同“杂文体”相比,后者则更多了一份老成和厚重、世故和老练,它意图在纷繁的现实面前寻找一个可供坚守的“阵地”,在芜杂的历史中勾勒出一种可供利用的精神资源。本文的结尾指出了主流批评文体和处于边缘的“杂文体”、“漫谈体”的其实质及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意义。批评文体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对既有文体的保有和承袭,也不是漫无目标的追新逐异,它是依据现实情况的变动,对既有文体不能完全表达客观现实的补足,是对时代总体话语体式困厄和辖制精神之维的突破,是对社会功利性放逐文学之魂的发难和反叛。批评文体发展和嬗变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对现实状况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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