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的礼.doc

试论儒家的礼
试论儒家的“礼”
散殊
“礼”无疑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因此，儒教又被称为礼教，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儒学的批判，首先就是对所谓“吃人”的礼教的批判。这种反动有其时代的、历史的原因，是有所激而发的。现在，我们自可以平心静气地对“礼”作一个冷静的、历史的评判。中国的“礼”文化，并非始于孔子开创的儒家，但正是孔子赋予其全新的内涵，使其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得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就“礼”的起源说，它无疑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有关，由祭天地而祭山川鬼神乃至祭祀祖先，源于原始宗教，也成为后来的“礼”的重要内容。“礼”在甲骨文中是以繁体字“礼”的右边“丰”为其原始字形的，象祭祀时所用的器皿。后加上“示”之偏旁，而“示”本身就表示祭祀、祈福的意义。所以《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礼落实在社会制度层面上，有周公“制礼作乐”这样一个说法，主要是
“宗法”制度的确立。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殷周制度考》，《观堂集林》卷十）可见，“礼”作为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在西周时已经颇具规模了。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地位的衰落，维系这一制度的核心被动摇，出现了孔子所谓的“礼坏乐崩”的局面。孔子有一个理想，就是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吾其为东周乎！”在“恢复”的基础上，孔子作了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在理念层面落实“礼”的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与“仁”的关系。经秦之统一到两汉儒家名教伦理制度的确立，礼制的内容与西周相较，有沿革，有损益，如“封建”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实质上说，此“礼制”是与孔子确立的儒学的内在伦理精神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与西周的礼制的最大不同。后来，以儒学内在伦理精神为本质的礼乐制度在维系两千年的社会、政治稳定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礼”也逐渐成为贯穿于社会、政治以及人们的日常伦理生活、宗教情怀中的主线。下面，我们即对
“礼”的这几个层面作一个解析。
　
（一）、“礼”的内在精神
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先朝的礼乐制度而奋斗，但在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下，礼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已经衰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重新确立礼的深层基础的问题。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就是说礼乐不仅仅是“玉帛”、“钟鼓”这一套形式化的东西，而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孔子把这深一层的意义落实在以“仁”为核心的人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上，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正因为人的内在情感是礼的本质，所以对于父母的孝之礼，就不仅仅是一个赡养的问题，还要有“敬”之心，进一步表现在言谈举止、生死形貌中的恭敬，所以在子夏问孝时，孔子说“色难”（《论语·为政》）。再如祭祀之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就是要在祭祀中表现一中庄严肃穆的精神，如果心不在
朴的“野人”的一面，但因为它更符合“礼”的内在精神，所以二者择其一时，孔子选择了“先进”。
孟子无疑更强调礼乐的内在精神，它把“礼”直接归结到四端之心的“恭敬”、“辞让”之心上，“礼”是本来就有的人的“恭敬”、“辞让”之心直接扩充而来的。这是从本质上直接落实礼。从形式上说，礼是对由“仁义”而有的“事亲”、“从兄”等道德行为的“节文”（见《孟子·离娄上》）。“乐”则与人的情感上的愉悦，即“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此“乐”并非简单的情绪上的悦乐，而是由道德行为中所体会到的自得之乐。因为道德行为是人的道德情感的直接实践，故有不可已的自得之乐，因此外化而为弦歌之乐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同上）之舞。这是道德实践中的情感愉悦于美感体验。
把“礼”的内在精神落实在人的道德情感上，是孔孟哲学的主要特征。荀子也落实在情感上说礼乐，但因为对情感的理解有本质上的分歧，对礼的内在精神的看法就不同。荀子对礼的实质有一个说法，即
“称情立而文”（《荀子·礼论篇》），此说法，乍一看与孔子讲“文质彬彬”，孟子讲“恭敬”与“节文”无不同，实则有很大差别。譬如讲文饰，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本来不错的东西，我们加以修饰，使其更漂亮，这是“文饰”；一个本来不太好的东西，我们加以修缮，使其缺陷不至于看起来太碍眼，或者竟化腐朽为神奇，这也是“文饰”。大致上讲，孔孟讲“礼”之“文”是前一种，荀子讲“礼”之“文”是后一种。孔孟讲“情”，强调它是“可以为善”（孟子语，见《孟子·告子上》）的，而荀子讲“情”，则强调它是可能流于恶的，故有此不同。礼乐可以养人之欲，养人之情，所以荀子说：“礼者，养也。”（《荀子·礼论篇》）又说：“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