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金朴玉 黄钟大吕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青铜器,又名盂鼎。传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铭文为大篆,共19行,291字,鼎现藏于中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998年)九月,康王任命并重赏有功于周室的南公后人“盂”,希望他克勤王事,盂因此为其先祖南公宗庙铸此鼎。
《大盂鼎》铭文浑穆古朴,直接承袭了商代晚期金文的风格,点画丰腴肥厚,波磔犹存两端微露锋颖的风尚,结体古拙奇崛,书风雄强威严庄重,观之可联想到青铜器上饕餮纹饰的神秘狞厉,相较于西周晚期的《颂鼎铭》《虢季子白盘铭》的婉约整饬圆润挺秀,此铭文则更似碑派书法雄犷大气的《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李瑞清以之为“方笔之祖”。具体而言,它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毫无荒率随意之处。其篆法笔意涩重,势沉力雄,中有凛凛生气,隐隐然体现了一个王朝建立初期的昌盛之象,而决无末世的糜弱浮华之气,文字之间的部首搭配自然巧妙,无论是连接、挪让、错落、平衡、匀称、疏密、轻重、曲直、俯仰都恰到好处。整体谋篇布局的气势磅礴、意态自如、恣肆跌宕、精警凑泊、无所顾忌的斜线穿插与字形外围的长方形包裹,任笔为形的粗细交叠,尤其是不断出现的波磔与块面形肥笔时时调节着全篇的视觉效果,观之如听交响乐中的击打性重音,或者阅读汉赋中铺排性的咏叹句,无不显示出一种张力和恢宏的气度格局,它所体现出来的
“无意于佳”的韵致和经天纬地的线条组合都折射出先民们那蓬勃的生命活力。
图1这件临作在忠实于原帖的基础上,更强调了作为书法本体的书写性,在保持中锋用笔沉厚凝练的基础上,更突出了涨墨、枯笔的变化,前两行墨法属于微调,至第三行开始,焦渴的用笔增多,调整着笔调节奏,到第五行中段开始连续的五个字以枯墨书写,与右边的浓墨拉开了鲜明的对比,通篇节奏明快、笔法多变,一些块面用笔调整了行气,左边的标签式主题更强化了作品的现代性。
图2“异学南无人我相,经师粤若古今文”
为铭文集字联创作,此幅整体上在保持原帖字形结构基础上更强化了用笔的端严冷峻,全幅以方笔编织、排叠为主调,以少量的圆转的弧线时而调整一下气息,使之轻松灵动些,偶而出现的如下联的“经”“古”字的块面化笔触成为全联的字眼或者“气口”。最后上下联落款以参差错落、长短不齐的形式出现,上联下方大片空白处加之长条形朱砂小楷长跋,使传统的楹联创作形式增加了可读性和视觉观赏效果。
回忆2015年夏参加河南省书协第二期青年书家高级读书班,省书协副主席李强先生在为大家作篆隶书专题讲座时,提到了
“摹印篆”这个概念,并带来了其多年来广泛搜集整理的古今佳印的文字摹写资料,日积月累竟有厚厚的十多本。令学员们大开眼界,深感震撼。李老师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感染、影响了我在以后研习书法的自学过程中非常留意各种相关的报刊资料。
图3至图6这一组作品即是近期我在翻阅《书法导报》“当代篆刻艺术展精品选刊”时受其中几方印蜕触动、启发,兴之所至以原印文字造型为蓝本,化以己法,拟《大盂鼎》笔法笔意,并作了多种章法的尝试。
“公孙舞剑”(图3)侧重于峻拔端严,突出方笔的运用,偶尔出现的点以写意性笔法抒发,整体造型强调块面化,一如隶书中的《鲜于璜碑》。
“受想行识”(图4)侧重于线条排叠的方向变化和疏密对比舒缓的行进秩序中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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