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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与清代诗论
　　《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部有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的诗论著作。《沧浪诗话》诗论体系，主要是在南朝梁钟嵘、唐代殷璠fán、皎然、司空图、宋代姜夔等诗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明、清两代诗论大有影响。在清代诗论中，叶燮的诗论、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较有代表性。它们都从正反两方面接受了《沧浪诗话》的影响。今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试加探究如下。
　　一、《沧浪诗话》与叶燮的《原诗》
　　叶燮论诗歌创作的基本精神，是认为诗歌反映了客观的“理、事、情”，相反，严羽强调了诗歌的审美形象。这就决定了他们诗歌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在他们的不同之中也有某些共通之处。
　　第一，关于“理”。叶燮认为，理、事、情，是诗歌创作的客观对象。在理、事、情三者之中，叶燮认为理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关键：“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实乎其中，惟昭其理，乃能出之以成文”（《与友人论文书》）；他又把理与儒家之“道”联系起来，因而《六经》即成了“理、事、情之权舆”（《与友人论文书》）。但是诗毕竟是浓缩着诗人之主观的真实情性的，过分强调“理”，就会把诗写得“非板即腐
”（《原诗。内篇下》），扼杀其艺术生命。为此，叶燮又说他的“理”是指“名言所绝之理”（《原诗。内篇下》）。他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原诗。内篇下》），其特征是“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原诗。内篇下》）叶燮所说的“名言所绝之理”是为了克服“理”的限界而提出的。但是他只从形式的技巧来看，忽视不得不提出“名言所绝之理”的本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诗歌创作乃是诗人情景交融后创造的诗的意境；诗中的理并不是以单纯的形式技巧形态表现的，而是溶解在诗的意境中。叶燮所说的“名言所绝之理”，与严羽的“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和“兴趣”毕竟在侧重点上是有不同的。
　　第二，关于“情”。叶燮所说的“情”，是离不开理的客观事物的情况。他主张以理为体，以事和情为用。他承认“情之一言，义固不易”（《原诗。内篇下》），“《诗》似专言乎情”（《原诗。内篇上》）。这里的“情”，已经相当符合以情论诗的情。但是叶燮的情性与严羽的情性有根本的差异，叶燮把情规定为外在事物的反映，而严羽的吟咏情性，是把诗人的主观感情倾注在诗里。如果以叶燮的诗论去写诗，显然就容易沉溺于“落言筌”、“涉理路”的泥坑中去。
　　第三，关于“识”。叶燮把诗歌创作之道归结于格物致知。他说：
“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力”（《原诗。内篇下》）。他认为识是文学创作的基础。诗人必须辨别、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与诗文的精华和糟粕。但是诗歌创作并不只靠读书穷理，因为诗歌创作不是求知活动，而是审美活动。严羽则以“识”为美学标准。他所说的“识”是表达妙悟的一种过程。严羽的“识”是既讲“学力”又讲“别才”，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达到有“兴趣”的境地。叶燮认为有“识”才能有“才”；严羽所说的“识”里面已经包括“才”，为了求“识”，“才”是一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概念。
　　为何对同一诗歌美学范畴（理、情、识、才）两个人的认识不一致呢？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是以考证、理道为主的时代，也是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叶燮说：“必折衷于道理以后可。”（《原诗。内篇下》）可知他采取折衷于经学的态度。叶燮是以理论的态度论诗的。严羽主要是要探讨诗的内在特殊规律和审美要求，反对宋诗的尚理，不满“以文字、议论为诗”，因此，严羽的诗论比叶燮更符合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
　　二、《沧浪诗话》与王士祯的神韵说
　　王士祯神韵说的基本精神不外乎这几点：崇尚清远冲淡、潇疏闲远的诗歌风格，追求含蓄蕴藉、不著判断的意境美，强调伫兴而就、兴会神到的创作过程。王士祯也喜欢以神喻诗。这就清楚地表现了他与严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王士祯一直主张诗歌创作要达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含蓄》）的境界。他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分甘余话》）又说：“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蚕尾续文》）这种强调意境在笔墨之外，让读者回味无穷，与严羽所说的“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相通。
　　王士祯认为，只用语言来直露地表现，缺少诗的情韵，则不能创造忘言的审美境界。他说：“若说理，何不竟作语录而必强之为五言七言？”（《居易录》）他反对以说理为诗而缺乏形象意趣的倾向，与严羽反对“以议论为诗”和“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的观点一致。
　　第二，王士祯强调诗歌创作要“伫兴而就”，与严羽的妙悟说相当一致。王士祯说：“‘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平生服膺此言，故未当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渔洋诗话。卷